奕譞和福晋

载沣的因缘际会

随着奕譞的去世,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失去缓冲,庆亲王奕譞劻、李鸿章等人不能充当奕譞的角色。光绪皇帝由慈禧太后立为君主,由其抚养成人,初期的政治运作中呈现母贤子孝的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紧张,光绪皇帝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想法,逐渐脱离亲爸爸的手掌心。尤其是维新变法,光绪皇帝重用军机四章京,一次性罢免礼部六堂官,更打破了军国大事由慈禧太后过问的惯例。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图谋,更让光绪皇帝百口莫辩,威信降到最低。

不经审讯便杀掉了光绪皇帝提拔的新锐大臣,废除绝大部分改革措施,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光绪皇帝的权威。既然慈禧太后想拿走全部权力,光绪皇帝听之任之,母子违和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身体不好、无法生育是光绪皇帝的实情,也是政治纷争的借口,大阿哥的出现让在位之君成为鸡肋,列强的干预又激化了清朝内部的矛盾。庚子年的纷纷扰扰,珍妃被推入井中,光绪皇帝被裹挟着向西逃亡, 更让母子之间的关系降到冰点。

《辛丑条约》签订后,大阿哥被废,谁将成为大清帝国未来的接班人,始终是慈禧太后的心头大事。不到20岁的载沣在对德谢罪外交中,表现得不卑不亢, 一如其父亲一样行为得体、谦逊有礼,获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睐。皇帝不能亲临烦琐的祭祀礼仪,必须有一个近支王公代为,载沣作为第二代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也能被各方接受。于是载沣有了一个重要职责,代君主频繁地参加各种祭祀大典,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慈禧太后临终时,光绪皇帝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并且先行一天。据后世科学检验,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下毒人员不明。慈禧太后下懿旨,溥仪继承皇位,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裁定军国大事,重大事情仍由隆裕太后颁布懿旨。仓促之中组建了新的皇权中枢,统治大清近50年的慈禧太后终于撒手人寰。又是醇亲王一系成为皇位继承人,这其实符合皇家伦理和当时的政治现实,也能够被各方接受。

新的叔嫂共主、亲王领政的权力结构没有带来国运兴隆,清朝没过几年便亡国。首先,隆裕太后跟随慈禧数十年,政治历练全不及格,在王公大臣中威望不足, 手中白攥着最后决定权,却无法正确使用。其次,皇族权贵争权夺利严重,一群缺乏政治才干的新晋亲贵把政权搞得乌烟瘴气,与汉族士绅官僚离心离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裁定军国大事的载沣能力实在平庸,没有多尔衮入主中原的雄才大略,与其父奕譞的能力差不多。大概因为自己的能力实在平庸,才会重用小圈子,这一点与慈禧太后完全不同。或许慈禧太后看错了人,选错了人,载沣实在不堪大任。

失去权力,载沣并没有太多失落感

整个摄政过程中,载沣一再出现失误,缺乏必要的能力、手腕和决断,以至于每每错失良机,贻误天下苍生。把袁世凯以足疾这个谁也不信的理由罢免,让一众汉族大臣侧目;再是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代行皇帝做了陆海军大元帅,又让载洵、载涛两个亲弟弟走上前台,一个掌管海军,一个掌管陆军,打破了慈禧太后逐级历练王公的规矩;接着强硬对待国会请愿运动,驱逐请愿人员回籍,让立宪派对清朝失去信心,又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打破满汉平等的游戏规则;接着在铁路政策上摇摆不定,一会商办,一会国有,迟迟不能彻底解决士绅商民的退款,导致各省保路运动蓬勃兴起,四川全省动荡;最后在对待武昌起义问题上,不能壮士断腕, 在剿与抚之间犹豫不决。

时局已无法挽回,等到袁世凯再次出山,成为新的共主,清朝皇室已经成为谈判的筹码,而不是谈判的主体。隆裕太后又补了一刀,下懿旨命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退回藩邸。就清帝是否退位,载沣作为皇帝的父亲,从内心讲是不同意的,却也没有采取强硬态度,领着一群王公负隅顽抗,而是顺应潮流,接受清帝退位的无奈现实。或许载沣已经看到了国家糜烂、生灵涂炭,鲜血已经留得够多。清室退到高墙以内,没有亡族灭种,以一个体面的结局画上一个句号,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失去权力对载沣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失落感;清帝退位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多的负罪感。隆裕太后就不同,满怀着对列祖列宗的愧疚,退位一年左右便去世,临死“留下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的伤感遗言。很多满蒙王公积极复辟,载沣对此总是默然以对,觉得复辟之事不可能实现。嫡福晋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总是教育溥仪和溥杰不要像他们的阿玛那么窝囊,要为清朝复辟再奋斗。载沣对此管不了,也不愿意管,既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就不再踏入政坛,这是一贯的信念。

退回藩邸时,载沣曾有一个名言,说终于可以安心回家抱孩子了。这句话被溥仪记述下来,真伪已不可考,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想一想载沣上位时也不足三十,年纪轻轻成为监国摄政王,执掌清朝大权,未及三年黯然退位,这着实让一般人有不一样的感慨。

整个民国时期,载沣曾接见过孙中山来府拜访,也曾多次向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等人赠送肴馔,还曾主动与袁世凯联姻,但这均是为了保全溥仪的小朝廷。当溥仪被驱除出宫,载沣与政界人物来往更少。此后为了躲避乱局,还曾去北京西什库教堂和天津躲避。几年后搬回北京,晚年生活在醇亲王府。新中国成立后,载沣把王府卖给了新成立的国家机关,不久去世。作为清朝皇室的重要人物,几朝历史的见证者,载沣的葬礼沿用了皇家礼仪, 停灵数日, 被落地满黄的人字杠抬出王府,埋到福田公墓。

两代醇亲王都重视亲情

清朝入主中原后,首崇满洲、满汉平等的国策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慈禧太后是满洲本位的坚定执行者,不放弃首崇满洲的国策,增强满洲贵族在整个政府架构中的实际权力。对于汉族大臣,则采取分而治之、互相维制的策略,平衡不同派系。

咸丰同治年间,汉族督抚重臣的势力坐大,部分属于中央的财政权、人事任命权、军队调动权落到地方。如何有效地驾驭汉族督抚重臣,是清廷考虑的重要问题。奕譞在后期明确支持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有效地笼络了汉族督抚重臣的人心。载沣则不同,拼命抓权、扩权、集权,把已经属于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一遇风吹草动,汉族督抚便采取观望态度,不能有效地支持中央。

当然,这些都是具体的行政政策,因为时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每个人的性格都有特色,父子之间的性格也会有一些延续,两位醇亲王似乎有着更多的相同点。如果时空颠倒,奕譞和载沣的位置互换,很难说不采取同样的措施。

奕譞作为政治上的显赫人物,身份如此的显赫,他的诗歌应该气势恢宏、志得意满、格调高扬、奋进向上。可事实却相反,他留下的诗稿中,处处表现出谨抑、自持、自省。引经据典中透着某种淡泊悠远,极少有政治上的张扬和自我。载沣不做诗,仅留下一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出与其父同样的性格。

两代醇亲王非常注重亲情和家庭伦理,不像很多政治人物那样薄情寡义,视家庭为可有可无。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他们的亲人,在意的程度远远超越权力。奕譞《九思堂诗稿》中留下大量怀念亲人的诗作,但凡咸丰皇帝御赐某物或亲自教导某事,都有诗篇自述,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依然作诗怀念。

如掌管营务时,看到旗人操练刀法,便回忆起咸丰皇帝的恩情。诗题为《余十六岁蒙先皇亲授刀法,今奉管理营务,每见技艺步法不如内学,回思当日深恩,慨然有作》:“卧听鸟雀啄莓苔, 睡起松窗素月来。草际蛩喧转幽寂,花间露重为徘徊。深思暂辍林泉志,事急方知将帅才。淡淡银河舒倦眼,天狼不见见三台。”诗做得平庸一般,格律中规中矩,却可以看出对咸丰皇帝的浓浓思念。对于其他兄弟, 奕譞也带着浓厚的亲情,哪怕是与政治见解不同的奕譞,也时常赠送礼物,保持亲密往来,有时还会共同怀念父亲和哥哥。与做弟弟相比,奕譞更愿意承担哥哥的角色,照顾几个弟弟,留下大量诗篇。

载沣对于亲情表现得更浓,无论是对载洵、载涛两个弟弟,还是对后辈子侄, 均是如此。溥仪从小被抱入宫中,过继出去成为皇帝,按照皇家伦理不能经常见到, 载沣还是偶尔去宫中照看。隆裕太后去世后,载沣作为皇帝之父,去宫中的次数又多了一些。溥仪长大后,有了自己的主见,越来越不听臣下的谏言,载沣也无可奈何。被赶出紫禁城后,溥仪入住醇亲王府一段时间,与主张复辟的遗老遗少和日本特务混在一起,载沣劝说不已。直到溥仪去了东北,成了伪满洲国的首脑,载沣依然惦念。后来还按照继承规则,溥杰应该是醇亲王府的直接继承人,载沣对他寄予厚望。无奈溥杰长大后,想和哥哥去外国留学,幸亏宗人府及时通报,载沣在寒风中驱车赶往紫禁城,阻止了兄弟俩的冒险之举。其后,溥杰一心跟随哥哥搞复辟, 径自去了日本学习军事。载沣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思念之情上来时,就给溥杰写信,嘱托他保重身体。几年下来光信件就有几百封,不幸的是这些信件在“文革”时都被焚毁。

清朝遗留下来的王府保留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哪怕是王府破败了,依然要保留繁文缛节。载沣的思维并不顽固,他本来就是很早装电话、抽水马桶的王爷。晚年的载沣也体现了这种开明,为了不让下人和子女们受累,主动废除了烦琐的礼节,一切从简,让后辈和奴仆高兴不已。以往王爷家阿哥和格格的婚姻,多由父母和皇帝指配,对象一般是王公贵族或者大臣的后代。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小女儿韫欢结识了从解放区来的接管干部,两人暗生情愫。载沣虽然对这桩婚姻有所忧虑,最终还是本着子女幸福的初衷,表示同意,并派幼子溥任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加婚礼。

权力是政治人物最好的春药,也是最好的兴奋剂, 奕譞和载沣对这种春药和兴奋剂没有太多迷恋。这有别于他们的后代溥仪,溥仪移居天津、远赴东北,念念不忘的还是一个复国梦, 即使作为儿皇帝仅维持一个虚假的体面也在所不惜。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境,终其半生隐忍和奋斗,最终不过黄粱一梦,留下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