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天战胜了皖系，1922年春天又将奉系赶出关内，北京政府已经牢牢控制在胜利者直系的手里。此时的总统徐世昌，是段祺瑞捧上去的。段祺瑞倒台，徐大总统赖在大位上将近两年，任期快到了，怎么也不能再赖着不走了。接着做总统的人选，按强人逻辑，就该是直系的老大了。

直系的老大，是曹锟。曹锟在北洋系，有傻子的别称。但傻子也有贪欲，到了这个火候，也想做总统。只是，此时的北洋军人，对于制度和程序还是有那么点想头。按规矩，做总统得议会来选。但是，段祺瑞搞的安福国会，已经给废了。要国会，就得恢复民元的。而恢复民元国会，道理是补足被中断的任期，既然如此，也该补足黎元洪的任期。这个逻辑，别人无所谓，反正吴佩孚是这么想的。而这个主意，据说是民元国会的议员吴景濂出的，叫作“法统重光”，很拿得出手。

曹锟是直系的老大，但直系的仗，都是人家吴佩孚打的。在吴佩孚常胜将军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发话真的好使，曹锟也不好说什么。毕竟那个时候的人，多少都要点脸皮，吴佩孚说要黎元洪干，曹锟自然不好说他自己要干。况且，他就是要干，总得找个国会选。所以，再怎么想做总统，也得先忍忍。

其实，这个时候，徐世昌这个总统，任期还差几个月。按道理，徐世昌是北洋老人，曹锟的老师，怎么的也得让他做完这几个月。可是，吴佩孚是北洋第二代，没那么多的讲究。那边徐世昌还待在总统府没打算走呢，这边急吼吼地就把民元国会给恢复了。民元国会一恢复，马上就宣布徐世昌是伪总统。徐世昌只有卷行李走人，把地方腾给了黎元洪。

其实，当年张勋复辟的时候，民元国会就是黎元洪给非法解散的。要算账，第一个要找黎元洪。可是，议员们硬是对这个长得像富翁似的家伙狠不起心来，一任他再作冯妇，第二次做了总统。当年张勋复辟，已经把黎元洪弄得灰头土脸，实在不好意思恋栈了，这回居然还真就觍着脸出来了。只是出来之后，多少有点忸怩，不好意思住进总统府，就在自己的东厂胡同的私宅办公。

人人都知道黎元洪是来过渡的，但是，一旦这家伙真的做回了总统，曹锟和曹锟周围的人，都感觉不是滋味。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强力的逻辑很清楚了，我们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这家伙享现成的？当年的直系，人称有三派势力，在洛阳围着吴佩孚的叫洛派，在保定围着曹锟的叫保派，还有一个依违于保洛之间的津派。虽说仗是吴佩孚领着打的，但保派的人，并不这么看——你总得考虑领导指挥有方吧？

对于抬轿子的人来说，轿子里的人，地位越高，他们越好作威作福。所以，黎元洪的椅子还没坐热，这边已经开始准备轰他走了。先是打算倒黎元洪的张绍曾内阁，倒张倒得差不多了，就开始驱黎，这就用得着军人了。正好这时，同为北洋第二代的冯玉祥，受吴佩孚的排挤，丢了地盘，被曹锟安置在北京，做了空头的陆军巡阅使，他手下的几万部队，没地方供养。曹锟就把北京崇文门的税收，点名给了冯玉祥。但是这个税收，以前一直是归总统府的，谁跟钱有仇呢？黎元洪当然不干，死活不肯盖印。最后经过大力疏通，从这项税收里扣除十万元，给总统府，才算了账。这事儿惹得冯玉祥不大高兴，此人跟吴佩孚一样，爱兵，也会练兵，但不大讲究北洋的老规矩，能拉开脸，听说曹锟要驱黎，当然乐意效力。冯玉祥的兵，都是他一手练出来的，听话得很。要折腾一个无拳无勇的空头总统，容易得很。一边让官兵脱下军装扮公民，召开公民大会，专门批判黎大总统，单说他张勋复辟时那点恶心事儿；一边派兵包围东厂胡同，跟黎元洪讨薪讨饷。最后，干脆断水断电，让黎大总统享受钉子户的待遇。没办法，黎元洪只得走路，回天津租界去。走归走，黎元洪临走还不忘玩点小把戏，把大小总统十五颗印章悄悄交给自己的爱妾黎本危，带到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因为他跟法国医院的院长贝熙业关系特好，让爱妾躲进去，没有问题。黎元洪走后，曹锟的人进了东厂胡同黎宅，发现大印没了，立刻电告直隶省长王承斌，派兵到天津车站堵截。王承斌找到了黎元洪乘坐的火车，不让他下车，除非交出大印。这边也查出大印是在黎元洪的爱妾黎本危手里，派警察总监跟这个女人交涉，人家不肯给。在法国医院，警察总监也不敢造次。尽管奈何不了法国医院的黎本危，但却奈何得了天津车站的黎元洪。被逼没办法，黎元洪只好在车站给自己的爱妾打电话，要她交出大印。开始黎本危还不肯，反复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才答应了。于是，这边交印，那边放人。逼宫夺印的戏，演得艰难。（摘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