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革命党人内部实现联合后，又于次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联席会议，出席者上百人。会议约定“八月十五杀鞑子”，也就是在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发动起义。

然而，由于不久后南湖炮队的革命士兵捅出了娄子，“八月十五杀鞑子”这句话不慎泄漏，湖广总督瑞澄提高了警惕，从而在10月6日这一天实行了全城戒严。

瑞澄还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如此一来，原定起义日期只得推迟。

此外，年轻的湖南共进会大头目焦达峰函告武昌革命党人，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因此，起义日期临时改为10月16日。（按：此前湘鄂两省革命党人有约定同时发难。）

然而，不幸的是，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孙武等人虽先行逃去，但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等资料，却全部落入了老毛子之手。

老毛子随即将这些很要命的东东转给了湖北当局。

这下子问题就大条了。

瑞澄拿到这些“大逆不道”的材料后，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头头们，也就只得四处逃窜，东躲西藏了。

1911年10月10日晚上，得知党人名册已落入朝廷之手的武昌新军革命士兵，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仓促发动了起义。

当晚，湖广总督瑞澄逾墙而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也仓皇逃窜，革命军士兵一击得手。

第二天，武昌全城高高飘扬起共进会会旗，即铁血十八星旗（又称铁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等，该旗样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汉族（华夏）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精神”）。

然而，最后推举出来的都督人选，却是与革命党素无渊源的原新军协统黎元洪。

这一幕将要让无数的革命党人，在不久的将来感到无比的痛心。

“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逃亡日本的谭人凤，就曾如此痛心疾首地写道：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疑惑：武汉起义士兵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从当时的情况看来不为失策，谭人凤为何要责备到宋教仁头上？且不说谭人凤最欣赏、最看重的革命党人就是宋教仁，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都督人选的推定，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教仁能有什么关系？谭老爷子不会是气昏头了吧？……或者不会是真的有关系吧？

的确，真的有关系。

前面说了，武昌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在合并大会上推举出了一个“三人团”（刘公、孙武、蒋翊武），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

但是，这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能耐、见识方面也差不多，没有谁真正能压其他人一头，因此，“舵把子”这个位置，谁来做似乎都不太合适，也难以让所有人心服。

但是，考虑到起义成功后的情况，“老大”（大都督）是一定得有人做的。

于是，大家开会商讨。

但是，商量来商量去，大家发现真正能够让所有人都接受而无异词的大哥级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黄兴，一个是宋教仁。（注意，这与黄、宋二人都是两湖人也有关系。）

可是，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武汉：一个在上海，一个更远在香港。

怎么办？

还用说吗，派人去请！

他们不但给黄兴去信，促其北上，还派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派驻武昌的联络员（同时也是共进会的重要骨干）居正，带着人亲自去上海，敦请宋教仁，到武汉来主持大局。

9月25日，居正一行抵达上海，向宋教仁等详细汇报了湖北近况和起义计划。

得悉此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大佬们都很兴奋，当即决定，一面派人赴香港请黄兴速来，同时，由宋、谭二人先赴武汉，主持一切。

然而，不幸的是，恰在此时，谭人凤染病住院，耽误了行程。

更不幸的是，随后宋教仁收到了时在湖北狱中的好友胡瑛派人送来的一封信，“痛哭流涕极言湖北此时不能发难”，劝他不要轻身犯险。胡瑛与他是患难之交，更没有骗他的道理，因此宋教仁得讯后不由得对原先居正的报告疑信参半，对于是否立即动身去武汉，也有些犹豫起来，决心等黄兴到武汉再说。

宋教仁并不知道，此时武昌城内的情况，风云变幻，即使身在局中，也难以掌握，时在狱中的胡瑛，又能知道多少确切的信息呢？

而宋教仁的这一犹疑，则无意中“错失良机”。

1911年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再次开会讨论宋教仁赴武汉事宜。

此时有病在身的谭人凤，看到宋教仁迟疑不决，非常不满。他曾数次往返武汉、上海之间，比较了解湖北的具体情况，知道起义随时可能发生，因而力促宋教仁尽快赴鄂。

在谭人凤的极力要求下，宋教仁答应10月6日起身，但内心并不以为然。

结果，到临行前，恰逢于右任有事外出，宋教仁也离去的话，则《民立报》无人负责，因而，宋教仁临时决定改期再动身。

宋教仁的一再“迁延不决”，让谭人凤忧心如焚。于是，他遂在10月7日的总务会上，提出自己第二天先“往湘、鄂去一遭”，由于他态度坚决，大家只好同意。

第二天一大早，谭人凤抱病出发。临时前，他对送行诸同志殷殷表示：“鄙人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仍乞宋君速装继来。”（大意：湖北的小弟们派人来请，我们不可以畏难不去，让小弟们笑话；但我一个人过去，也济不得事，还是要宋教仁也来，才能顶用。）

然而，谭人凤没有料到的是，他此时出发也已经晚了。

船到九江，武昌起义已经成功，黎元洪也已被推出来“顶缸”——即担任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而且此时黎元洪本人还非常不乐意呢！

等谭人凤赶到武汉，都督位置已定，不容轻易再更动；尔后，黄、宋等人赶到武汉时，更是大局已定，黎元洪这样一个前清军官，也就坐稳了革命党的首义都督的宝座。

此后，黎元洪凭着这首义都督的名份，迅速凝聚了一股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而有资格角逐于民初政坛，并给后来的革命党势力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这也就不能不让谭人凤等人从党派立场上将此事引为终身大憾。

回顾这段往事，对革命党而言，似乎可以说，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因而，虽然谭人凤平素最为推崇的是宋教仁，但宋教仁错过此次掌握湖北大权的机会，仍然让谭人凤一直都耿耿于怀。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他要说“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

不过，公平地说，即使从党人的立场，这件事其实也不能诿过于宋教仁。事后看来，宋教仁的确是一再丧失了“良机”。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局势瞬息万变，谁又能预料形势具体会怎么发展呢？

因而，作为当时革命党实际上的主事者，宋教仁只能根据大势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而从全盘考虑，当时的起义时机似乎并不成熟。

时在香港的黄兴，在给湖北革命党人的信中，就如此写道：“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之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九月初旬（按：此处为农历，按公历算则是10月下旬），与原定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起义，方可操必胜之券。务望武汉同志暂行忍耐。”

宋教仁同此看法，因而并不急于赴武汉。

但是，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历史永远是被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导向莫测的方向。这，又如何能怪罪到宋教仁头上呢？谭老爷子也不过是气昏头罢了。

武昌光复之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宋教仁得讯，一方面大喜，一方面也有些失落：此时，他再去武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

不过，眼前的形势让他无暇后悔。

此后，他一边在《民立报》上大张革命舆论，一边则积极策动长江下游起义响应湖北。

10月24日，黄兴风尘仆仆，终于赶到了上海，并在当晚与宋教仁做了彻夜长谈。

宋教仁针对当时的形势，力劝黄兴去南京，策动新军第九镇起义（按：该镇官兵多为赵声旧部，有很好的革命基础），以便控制长江下游一带。

他对黄兴说：“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

在宋教仁看来，武汉局面粗定，他们现在赶过去，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远不如争取克复南京，另创新局面。

但是，黄兴有不同的考虑，他没有听取宋教仁的建议，反而要宋教仁陪同他一起赴武汉。

见黄兴如此坚持，宋教仁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答应陪他一起去武汉。

10月28日，黄、宋一行抵达武汉。

这个时候，武汉早已是另一番局面：革命党、立宪派与黎系的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