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是长江下游的第一个城市，皖河入江，西接湖北，南邻江西，西北靠大别山主峰，东南倚黄山余脉，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片土地自古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安庆由此而建城，兴盛，衰败。

安徽省的简称“皖”是源于安庆，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里是古皖国。而安庆之名始于南宋“改德庆军为安庆军”作军号名称出现，由“同安郡”（隋代大业三年始置，治所同安，今桐城）和“德庆军”（北宋政和五年始置，治所怀宁，今潜山县梅城）各取一字而命名，含“平安吉庆”意。

说到安徽省，就必须要提江南省。江南省始建于清朝初年，由明朝的南直隶省演化而来，省府驻地在江宁（今天的南京），所辖地包括今天的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江南地区自古便是富庶地区，在清朝初期，仅江南一省上缴的赋税就占到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届科考中，江南省上榜的人数就占到了全国的一半，所以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一说。

清朝初立，中国尚未统一，东南有南明政权，西南有吴氏等三潘之力，再加上满清皇室内部派系的重重矛盾，在此内忧外患之下，作为清朝人才和经济的输送地的江南省，地位就尤其重要，若是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种种原因下，清朝政府决定将江南省分而治之，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其中江苏省以最为富庶的江宁府和苏州府首字为名，安徽省同样以最为富庶的安庆府和徽州府首字为名。到公元1760年（乾隆二十年），“江苏布政使司”由苏州迁至江宁（今天的南京），江宁正式成为江苏省会；“安徽布政使司”由江宁迁至安庆，安庆正式成为安徽省会。从176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安庆沦陷于侵华日军），中间除去天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天国时期，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府迁往庐州，天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商议后决定安徽省会扔复迁为安庆），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安庆一直为安徽省省府驻地。

虽然江南被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但是这两省在清朝仍然是全国富庶的省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安徽每年所上缴的赋税额度一直排在全国前十。作为当时的安徽省会的安庆，也是有着较高的首位度。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此着手筹建起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容闳、徐寿、华衡芳等当时一流的科学家齐聚安庆，制造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轮船，1899年，中国的第一台电话机也是诞生于安庆。这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开端，标志着安徽省是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端，也体现出了安徽省在全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清朝末年，安徽省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对全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纵观整个清朝时期，在文化方面安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桐城”是清朝时隶属于安庆府的一个县，从清朝康熙年间的方苞初始，先后涌现出诸如刘大魁、姚鼐、戴名世、方东树、姚莹、吴汝纶等六百余位著名文士，开一代散文之风气，因代表人物皆为桐城县人，故被称为“桐城派”。清朝中期，“桐城派”风行域内，对清代的文坛影响巨大，其后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的古文，皆为“桐城派”的别支。 “桐城文风”一统中国文坛二百余年之久。辅康雍乾三朝、被满清皇室视为“护国大臣” 的张英、张廷玉，则是清朝安徽政治精英里的突出代表。

京剧素称“国粹”，可有多少人明了它原本是安庆石牌小镇的幽巷旧曲？在石牌的弹丸之地竟涌出了郝天秀、程长庚、杨月楼等多位宗师，徽班进京，整个京城为安徽艺人精美绝伦的行头、装饰惊叹不已，“安庆色艺最优”、“无石(牌)不成班”之说一时间广为流传。后来，被誉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安庆潜山人氏程长庚带领三庆班对徽调进行改革,继承并发扬徽调兼容并蓄的特点,使京剧在徽调的基础上逐步成型并完善。

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庆的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与京剧、越剧、评剧 、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一曲《天仙配》让黄梅戏流行于大江南北，在海外亦有较高的声誉 。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大地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浪潮，以“民主、科学”为旗号的，被称之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位杰出的擎旗者，分别是与“安”字对应的安庆人陈独秀、与“徽”字对应的徽州人胡适；而奠定国人现代思想之基的《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第一卷第一号至1916年第六号的作者群，几乎全出自安徽的皖江一带。

毫无疑问，安徽曾在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影响过中国的历史进程！

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撤消了徽州府的建制(一同撤消的还有庐州、凤阳等府)，在安徽省设安庆、芜湖和淮泗三道，但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府依然把安徽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沿长江一线和江南的徽州故地。孙中山先生在其著作《建国方略》和《建国纲要》中就提到在安徽要重点建设两个地方：一是安庆，二是芜湖。要把安庆建设成为武汉和首都南京之间一座横跨长江两岸的特大型“双联市”，把芜湖建设成为长江流域主要的港口城市（1918年芜湖海关进出口货值就达当年全国对外贸易的3.5%)。抗日战争中，安徽省会安庆沦陷，安徽省府被迫从安庆迁出，先后随战事的发展，暂驻立煌（即今天的金寨）、芜湖、合肥等地。1949年合肥解放时，由于安徽巢湖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未完全解放，中共中央临时在合肥设皖北行署，之后渡江战役总指挥部也就设在了肥东。芜湖解放后, 中共中央又临时在芜湖设立皖南行署，1952年中央决定合并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复建安徽省，同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驻地合肥。尽管在建国初期，安徽曾被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列为沿海省份，但不可否认省会由沿江的安庆迁至内陆的合肥，使安徽在政治心理上由一个通江达海的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内陆省份，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航空运力几乎为零，而铁路运力极其有限的状况下，作为”中国第一大水系”的长江对于安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合肥虽然位于安徽地理之中心，但却远离长江和淮河这两大贯穿安徽的主要水系，因此交通相对闭塞。再则，合肥在解放之前只是一个人口不足5万的小县城，连两层以上的楼房都很少见，各方面条件相当简陋,很多基础设施都要从零起步。因此，使得安徽发展的眼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局限于合肥的周边。但是合肥发展了这么多年，所辖三县依旧后，长丰还是国家贫困县。而合肥的周边城市，如六安、巢湖、淮南也没有在合肥的带动下富起来。过几十年的努力，合肥的经济总量到1984年才超过芜湖，而到1989年才超过安庆。现在，只要是有点儿经济常识的人都能明白，把一个原本是县城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省会要比把一个原本就是城市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省会所花的经济成本大得多！不可否认，合肥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小县城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创造了“奇迹”，但这种“奇迹”却是以过度耗费安徽的“元气”为代价的！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安徽的不少省领导都感觉到了合肥的诸多局限性，有把省会迁到条件较好的沿江城市芜湖的想法。为了“断绝”这种想法，使安徽的领导们安心建设合肥，1958年，毛主席利用视察安徽和为新建立的“安徽大学”题校名的机会，以书信的形式向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胜明确了他不同意把省会迁到芜湖的态度！（这封信现雕刻于安徽大学校本部南门背面的墙上）。毛主席之所以执意要将省会留在合肥，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建国之初，长江以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有匪患，西南地区尚未平定，再加上台湾岛上的国民党蒋氏集团一直叫嚣着反攻大陆。安徽地处长江咽喉地带的战略要冲，把省会放在一个长江边上的城市有着很大的战略安全隐患，如果像武汉和南京这样的沿江战略重镇失守，敌人依靠长江便利的交通条件，顺水而至，极有可能在一天之内拿下两个省会城市。而合肥周边三百公里的方圆内，东南西都是山区，向北是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如果军队东进，西进，南下设置集结点，合肥是最理想的地区，它是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地形能够缓冲敌军的进攻，容易展开反攻和推进前的物资和人员的准备。合肥是作为军事价值存在的，把省级机关和企业设在合肥，把其它地方的资源向合肥集中并在周边县市发展军工基础企业都是为了这个军事上的目的，安徽整个省就如同是一个军事泄洪区和军事缓冲区。从一定意义上说，合肥能成为安徽省会主要是“军事政治”的产物，而没有多少经济发展上的考量！

建国后，依据中央的战略意图,安徽省的领导层即确立了以合肥为中心、以沿淮为重点、皖北带动皖南的发展战略。在1950年——1984年之间安庆、芜湖二市的财政总收入为78.3亿元，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9.62亿元，净上缴国家省财政58.8亿元。而在这期间合肥、淮南、淮北三市的财政总收入为78.9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90.51亿元，不但一分没有上缴，反而从国家和省里得了11.59亿元，事实证明，这种“抽血”似的发展使得安庆在经济上陷入了衰落的泥潭。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都将安徽视为“中国东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之列(《毛泽东全集》中有收录), 事实上, 建国之初的安庆在经济上的确属于中等发达的城市,而如今安庆似乎已成了“贫困”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