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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在唐代曾与法律并肩

武则天时代，官员徐某枉法，被长官赵师韫处死。后徐某的儿子徐元庆隐姓埋名，追杀赵师韫，终将其毙于驿馆中。在给徐元庆定罪时，群臣居然难住了：“孝”是当时法律明文规定必须遵守的条例。徐元庆隐忍数年为父报仇，乃大孝子也。但他毕竟又杀了朝廷命官，按律也该受惩罚。于是上上下下展开大讨论，甚至一度达成赦免徐元庆的共识，以鼓励民众“尽孝道”。此时，陈子昂写了篇《复仇议》，提出了解决意见，大致是先杀了徐元庆以正国法，然后诏令天下，表扬他的孝心才得以解决孝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杂工意外发现干洗技术

19世纪中期，有个叫吉恩·乔利的法国人在巴黎开了一家染织厂。一天，厂里一名杂工不慎打翻一盏油灯，弄湿了台布。当台布晾干后，乔利惊讶地发现，脏台布上弄湿的地方明显比其他地方要干净，于是他探究灯油，发现其是由一种叫茨烯的东西兑成的。乔利尝试用茨烯洗了一件布满油污的衣服，结果衣服被洗得干净了许多，之后，他又尝试在茨烯中加入苯、煤油、汽油、樟脑萜等多种溶剂，发明了干洗技术。然而最初的干洗溶剂并不完美，因为它们都具有可燃性，经常造成火灾。

“表里不一”的郁达夫

1926年，陈伯达曾跟郁达夫有过交往。他曾陪郁达夫上街，发现郁达夫花钱很大方，大概是郁当时挣得稿费已很多的缘故。陈伯达问：“你花钱这么随便，可在你的书里，你是很贫寒的，怎么能这样呢？”郁达夫说：“我在书里写的只是小说家之言。”

董必武出国的一份账单

1945年4月，年近60岁的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联合国宪章会议。到了国外，董必武在生活上厉行节约，克勤克俭。为了准确掌握每一笔开支，董必武在赴美期间，亲笔记录了收支账单：节省生活费1990美元、交际费200美元、置装费1185美元，共计3375美元。被节省下来的外汇，则被董必武用于采购了技术先进的印刷机、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还出版了《中国解放区实录》5000册。而他自己却连一条新毛巾都舍不得买。

鲁迅不求“善果”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梁漱溟难忘延安

以创建中国乡村建设驰名的梁漱溟先生，于抗日期间的1938年1月，为团结全国抗战，有过一次短暂的延安之行。在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里，梁漱溟发现“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了多少倍”。比如，学生们“总是吃小米饭......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学生们的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也不见黄痩难看，并且精神面貌都很好。梁漱溟不由惊叹：“这不是一种成功吗？”正所谓“眼见为实”，延安的不畏艰苦、乐观向上、团结友爱的革命风气，给梁漱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抗战期间“少烫头发为前方做贡献”

抗战时期的四川，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中。随着战势越来越紧张，成都的理发店老板的心里也随之沉重起来。每当有客人问起生意的近况，他们总是无奈地摇摇头：“大家都专注抗战了，除了简单的理发，来做新式发型的太太小姐越来越少了。”这是由于1938年，四川省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所公布的《为禁止烫发劝妇女同胞书》。它提出“不烫发是戒奢从简，妇女起来实行救国、实行支持抗战的简易办法”，号召“以烫发的精神和时间来做救国工作”。三八妇女节时，有宣传单上印着“天然美才是真的美，少烫头发为前方做贡献”的字样。

“三巨头”有惊无险

1943年，被称为“三巨头”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可能在伊朗首都聚会的情报被德国谍报部分侦知。希特勒决定刺杀“三巨头”。1943年11月28日，三国首脑在黑德兰苏联大使馆开始举行代号为“尤雷卡”的会议，主要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两日后，正值丘吉尔69岁寿辰。为示庆祝，丘吉尔在英国大使馆举行隆重的招待会，邀请罗斯福、斯大林等数十人参加。正当人们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室内突然灯光大暗。漆黑之中只听见子弹尖利的破空声和杯盘碗碟的破碎声。不一会儿，贴身侍卫们打开手电筒，惊讶地发现：盟国领导人的一位私人秘书已中弹身亡，一位侍者也因被毒针刺进喉咙而死去，所幸的是，三巨头安然无恙。

本文作者：冠县老干部之家（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