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生于公元前395年，卒于公元前338年，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诸子百家中的法家代表人物，又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因在秦魏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在秦国通过改革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郡县制度、税收、度量衡、奖励耕织以及民风民俗，并由此制定了严刑峻法，协同秦孝公一举将积贫积弱、位于被山东六国瓜分的地位变成富裕强大的国家。正是从此时开始，经历几代秦王一脉相承的奉行商鞅变法内容，才为秦始皇嬴政的东灭六国和一统天下提供了可能。

但是吃瓜群众猜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尾。正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春秋战国时期，但凡试图变法图强的诸子百家，最终不是被本国王权贵族和守旧势力联手除掉，就是被逼无奈远走他国。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撒手人寰，其子秦惠文王嬴驷继位。同年，商鞅因遭遇公子虔诬陷谋反，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关于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的命运，是宿命还是其与秦惠文王嬴驷共同设的局呢？

首先，先说商鞅变法中的严刑峻法，动不动就割耳朵，切鼻子等，虽然处罚极重，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政治目的，不得不说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极为成功。话说商鞅逃避逮捕时逃亡至边关，准备住店时候，店家不知他是商鞅，见他未带凭证，便说明不可留宿，不然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无奈只好离去。商鞅变法的功效如此深入彻底。此时的商鞅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呢。

第二点，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耕战和爵位的改革，这可以为大秦帝国提供兵源并可以极大地丰盈国家仓库，调动这个群众积极性的办法就是因功赐爵。所以，秦国才能在此基础上迅速增强国家实力，一举拥有和山东六国叫板的实力。这点足以说明秦国富强的根本和商鞅的功不可没。

第三，但是推行新法之时，先有商鞅立木，徙木为信。为新法树立威信。然而此时，太子犯法，商鞅无奈地说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念嬴驷尚未成年，处罚嬴驷的伯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太傅公子虔被商鞅施以割鼻之刑。仇恨的种子此时已经种下，一个是未来的国君，一个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公子虔而言，割鼻之刑形同奇耻大辱。但是一切碍于秦孝公的极力维护和全权信任，商鞅才得以保全。那么秦孝公死了之后商鞅又会如何呢？

第四，秦国之所以到秦始皇时期可以一统天下，根源在于历代先王一脉相承地信守并执行商鞅之法和兢兢业业地励精图治的结果。试想如果商鞅之死是以“欲反”之罪而落名，那么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名正言顺之说已经足以让其后的秦王放弃忤逆之臣的变法内容，又怎么会有后续的以商君之法治国理政呢？所以疑点就是商鞅的五马分尸之极刑并示众多日，暴晒于刑场而不允许收尸，如此决绝无情地处理商鞅，毫不念及商鞅为秦国做出的贡献，在商鞅的行刑方式和处罚形式上大费周章目的何在呢？

第五，再看秦惠文王处理完商鞅造反的事情之后的动作。秦惠文王在除掉商鞅后，以商鞅造反查无实证，公子虔和公孙贾纯属陷害为由，顺手除掉了二人及其大量党羽。一正一反就可以将两方面的人马全部处理完毕，这说明了什么？一切早有预谋。

商鞅的变法工作非常出色，以致被写入了日后各代秦王的治国宪法里面了，公子扶苏之所以被秦始皇罚到九原去修长城，根本矛盾问题就是公子扶苏反对商鞅变法的治国理念，想要采用更为柔和的儒家或者道家思想。商鞅与公子虔为首的守旧势力一直存在明争暗斗，但碍于商君之法中的诛行不诛心，如无证据不可获刑，变法的的敌对势力一直无法被根除。缺少了秦孝公的全权支持和全部信任，商鞅变法的改革极有可能被守旧势力反扑，那么这么多年来秦国的努力和付出就白废了，这是秦孝公和秦惠文王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秦孝公一死，公子虔就诬陷商鞅造反，以知人善任和识人驭人著称的秦惠文王，一定注意到了两边的矛盾，那么可不可以让商鞅来朝解释说明呢？应该是可行的，那又如何非要兵戎相见以致最终商鞅被处以五马分尸之极刑呢？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成功，之后，秦惠文王和商鞅是双重性质的，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法治的最强维护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个人。因此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仆大欺主，对秦王的统治形成威胁的商鞅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就算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文王也要除掉商鞅。象商鞅这种人，秦国不用，也必然是不会让别国来用的。这点秦惠文王知道，心思缜密的商鞅更是知道。对于商鞅而言死是必须的，那么如何去死呢？怎么死才能死得其所呢？成为了商鞅急需解决的问题。

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商鞅一生的功绩就在于变法，因此维护变法的执行和持续非常重要，昙花一现可不是商鞅想要的变法结果。那么谁才是改革中最大的敌对势力呢？答案是以公子虔为主的守旧势力，所以诛行不诛心的商鞅明知必死何不将改革中的敌对势力趁机打掉呢。商鞅封地和咸阳东南蓝田驻军都有一支只有商鞅和秦惠文王可以调动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目的就是护法，也就是说在商君之法的执行和推进中但凡有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便可以调动这支军队进行平叛。但是商鞅所谓的起兵造反的军队只是封地的家丁队伍，未曾动用这支军队。所以晓时知世的商鞅应该根本就没动过造反的念头，而对于被擒之后的对质更是不能出现的情况，只有起兵造反，死于战场，才能给予守旧势力纷纷跳出来打压商君之法的机会和事实。

无独有偶，吴起在楚国变法图强，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利益，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打吴起。贵族们用箭射伤吴起，吴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将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王。”贵族们在射杀吴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楚国的法律规定伤害国王的尸体属于重罪，将被诛灭三族。楚肃王继位后，命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这种情形对于深受法家代表的李悝和吴起影响很大的商鞅，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所以商鞅之死，在对秦惠文王统治产生威胁的情况下是必死的，但是处死的罪名和形式是共同商定的或者心照不宣的。商鞅借助公子虔的诬陷而起兵造反，然后被处以五马分尸之极刑，之后秦惠文王又以商鞅之造反罪名查无实证而调转枪头，一举铲除威胁商君之法施行的敌对势力，这都为为秦惠文王之后的执政扫清了一切障碍。商鞅之死也算死得其所，使得商君之法能够始终贯彻于后续秦国的统治之中。

大秦帝国宰相李斯评价商鞅说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而太史公司马迁评价他又说道：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更是跨越意识形态、时空维度、和阶级，毛主席说道：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因此说商鞅之五马分尸并非以严刑峻法著称的法家的宿命论，而是以秦惠文王为主导，需要商鞅进行配合的护法运动。不过代价就是商鞅必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