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容）孙殿英何许人也？是那个“东陵大盗”吗？是那个土匪、地痞加军阀吗？答案是：正是此人！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摇身一变成文化人了呢？成革命者了呢？（莫小看了他这摇身一变，一般人是万万变不出来的。在我看来，这一变，犹如魔术师手下的魔法，玩得还是极高明的。当然，也是极无耻的。）

在河南南乐县，有个仓颉庙，庙内有个“藏甲楼”。这个“藏甲楼”就与孙殿英有关，是他由一个粗人变身为文化人的第一道魔法。

“藏甲楼”三间两层，在楼的正前面的檐部悬挂一木质匾额，上书三个大字：“藏甲楼”。匾上的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一年春”，署名是“大名镇守使孙殿英”。

当我下意识瞥见这块匾额时，我的内心像是受到击打似的，猛然一惊：“这是哪个孙殿英？”导游说：“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孙殿英啊！”

原来，导游说，孙殿英乃河南永城人，年少时家境优渥，是个纨绔子弟，不读诗书，却学得了舞枪弄刀，不干正事，后来仗着有钱，买了个“大名镇守使”的官，做了起来。

做了官的孙殿英免不了结交达官贵人，文人雅士。1921年的中秋之夜，孙殿英邀约了本地一帮文人在大名城内饮酒赏月。有人突然提议作对联助酒兴，一人说出上联，另一人要对出下联，对不出要罚酒。坐在孙殿英下首的陈某，见公园内一池静水中倒映着天上星月，脱口而出：“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该着孙殿英出下联了，只见孙殿英抓耳挠腮，嘴里只是嗯、啊、啊、嗯，就是弄不出一句下联来。坐在孙殿英另一边的张某连忙打圆场说：“孙将军喝醉了，我来代他出下联吧。”此时，正好有一只孤雁从头顶飞过，张某道：“南楼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

这次赏月，让孙殿英出了大丑。孙殿英决心找人教他读书写字，他要像陈某、张某一样，在文人雅士相聚时也能脱口而出。然而，只学了几天，他就没耐心了。但这并不妨碍他附庸风雅。当时，大名府一带有许多历代文人雅士的故里和名胜，但凡知道的，他都要前去拜谒。一天，手下有人来报，说离大名府只有三十五里的南乐县吴村，有座仓颉庙。孙殿英一听，即刻动身前往。

当时是民国十一年的春天，即1922年。孙殿英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阵势很大，直奔仓颉庙。

进庙后，孙殿英即命守庙人给他讲解寇准题的联：“盘古斯文地，开天圣人家”，以及明朝的尚书、御史、大学士等人立的两座“三教之祖”、“万圣之宗”方碑上文字之内涵。

孙殿英听着听着便感慨了起来：这些题联立碑的人都让世代敬仰，怎么着我也得让后人知道我孙殿英啊！他边走边愁眉紧锁，猛一抬头，看见面前的这座建筑上有一匾额，上书“藏经楼”，孙立马大笑了起来，说：“错矣！错矣！”随从们面面相觑，莫名所以，问：“大人！甚么错了？”

孙殿英用手一指，说：“别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可这藏经楼只有寺院有，是藏经书的，仓颉乃字圣，又不是和尚，他藏什么经啊！给他换了，换了。”可是换什么呢？他又一时想不起。左右的人也帮着想，还是想不起。忽然，孙殿英说话了：“换成‘甲’字，‘藏甲楼’。字圣的文字最早不是刻在甲骨上的吗？”众人一致喝彩，都说好！于是，回去后就命人另造一匾，上书“藏甲楼”，落款是“大名镇守使孙殿英题”。

孙殿英想通过题匾，流芳百世，这个目的倒是达到了。但他只知寺庙有藏经楼，却不知道字圣乃“三教之祖”。历史上，仓颉庙一直是和尚、道人共同住持，其经卷自然放在藏经楼里。

历史是伟人、名人们的历史，连孙殿英这样的混世魔王也能在历史留下一笔，的确令人感叹！而最令人感叹的，则是孙殿英此生所干的另一桩大事件——东陵盗宝。

一个“盗”字，即把这桩大事件的性质定了性。但是，孙殿英可不这么认为。

在孙殿英盗掘慈禧墓之后，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他的自辩词是这样的——

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我挖掘清东陵，有两个好处。第一，满清入关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像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满清统治三百年，搜刮的财帛不知多少，今天我挖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百度·孙殿英词条）

孙殿英委实是个天才！连着读了几遍他这自辩词，我不得不发出他是一个天才的感叹！

他首先把自己的盗墓视为一种革命，而且把他的革命同国民党、孙中山的革命，冯玉祥逼宫革命，视为同一行为。如此以来，如果你们指责我孙殿英，那么，你们也得考虑考虑国民党、孙中山、冯玉祥。

革命是个好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把革命这件莫名其妙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只要有了革命的名义，什么偷鸡摸狗的事，都可以变得崇高起来。孙殿英虽然是个文盲，可他却好名，他知道该怎样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留给后世的人欣赏、赞赏。他题写的匾额“藏甲楼”便是一个好例子。但是，在革命面前，像“藏甲楼”那样的玩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孙殿英博取那样的小名时，他干的不过是个小小的“镇守使”，而且是花了钱买来的。随着孙殿英的事业越干越大，再玩那样的小东西就未免可笑了。孙要玩大的，什么最大？盗墓，而且要以革命的名义盗墓。有了这个名义，孙殿英就不会臭名昭著，而能流芳百世、永垂千古了。

孙殿英这个人物，若说他没文化，我倒想为他鸣“怨”叫“屈”了。应该说，他实在是一个深谙“厚黑”的人吶！——心黑脸厚。而深谙厚黑的一个人，是绝不能说他没有文化的。

他说自己枪杆子没得几条，可他盗墓时的军职乃是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一军有多少枪杆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军是个什么概念，至少，也绝非他自说的枪杆子没得几条。

至于说他的盗墓，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了，世间竟还有这样厚脸之人！无耻之人！

孙殿英的厚黑，孙殿英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只能暴露他的地痞、流氓的本性。但当他摇身一变，以一个革命者的行为出现时，为他所干的罪恶遮羞避丑时，那就不是地痞、流氓所能做到的了。此时的孙殿英已具备了很高的政治素质——他已有了革命者的思想。他想必看清了当时中国的形势，看清了一个又一个人物都以革命的面目来兜售其政治主张，再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他的革命目的——所谓的政治主张。

在这场混乱的革命闹剧里，孙殿英为自己分得了一杯羹。用他自己的话说，别人是革活人的命，而他革的却是死人的命。

为了弄清楚孙殿英发动的这场盗宝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不再回首看看那场革命的背景。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且异常肆虐。在此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路途中，孙殿英看见东陵殿宇富丽堂皇，遂起盗墓之想。接着，他得知马福田进驻马兰峪准备挖陵的消息，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派人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计划盗墓行动。

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一山之隔。随后，军阀孙殿英在河北遵化县成功完成了盗墓。所盗的两座墓，一座是清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定陵。（百度·孙殿英词条）

除了给自己的大盗披上一件时髦的革命外衣，孙殿英还称他的大盗，乃是为了“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而事实怎样？也就是说，这些盗出的财宝有几件“丰藏国库”了？百度孙殿英词条内有这样一段文字，颇值得玩味。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满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并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静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

孙殿英自然心领神会。据后来所知，在孙打点的关键人物里头，其中就有蒋介石、宋美龄、宋霭龄、何应钦、戴笠、宋子文、阎锡山等一干人马。

可见，孙殿英所掳获的宝物并没有“丰藏国库”，而是用于打点各个环节的关键人物去了。也就是说，孙殿英的革命外衣根本不靠谱，他的遮羞布被赤裸裸地扯了下来。他后来没有被审判，与其说是其披了件革命的外衣，不如说是他的打点起了关键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孙殿英不仅深谙厚黑学，而且更深谙中国社会的国情——既然他的官都可以花钱买，还有什么不可以办得到？

孙殿英在其官小的时候，很想做个文化人，更想假文化这个招牌，令自己流芳百世。他做到了，他的目的也总算达到了——至少，在河南南乐境内那个仓颉庙内，他留下了自己的大名。

但是，当孙殿英的官做大了之后，他才认识到，做个小文化人，留一点小名，实在没有意思。他要留下自己的大名，他要干能留下大名的大事——东陵之盗，在别人眼里，那是盗，那是大盗，是不光彩的，可在孙殿英眼里，或者说在孙殿英看来，那不叫盗，那叫作革命，革死人的命。他做的是革命的事情。革命岂有不光彩的革命？即使不光彩，也终究是革命，而非世人所说的盗。

后来，他逃脱了法律的审判——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不久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则逍遥法外。吊诡的是，孙殿英不仅没有被审判，反而被国民政府认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6月15日，军事法庭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东陵大盗案的宣判结果。

与其说孙殿英逃脱了审判，毋宁说从始至终就没有人审判他。为什么？也许冯玉祥的这段话是最好的说明书。——“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清廷这一点上，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阿容注），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阿容注）。”

这么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该是一个新的问题了：既然从国家层面、法律层面都没有审判孙殿英，都没有把盗陵的罪责认定为他，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口口声声、一口咬定地说，孙殿英是东陵大盗？如果不是他，那又是谁呢？

《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意思是说，那些偷了一个带钩的人要受惩罚处死，而偷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做了诸侯。诸侯之家有仁义之名，那不就是剽窃来的仁义圣知吗？

孙殿英之所为与孙殿英之结局，正验证了庄子的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