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造反叛大清

人在北京的乾隆帝心惊肉跳，马上命令班第在途中逮捕阿睦尔撒纳。但是，班第手下只有500士兵，而仅伊犁一处，就有喇嘛6000多人，这些人基本都是阿睦尔撒纳以银两买通的心腹，加上阿睦尔撒纳的旧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及其部下，阿睦尔撒纳能够调动的兵马至少有一两万人，所以，班第根本不可能在当地擒拿阿睦尔撒纳。

逮捕不了阿睦尔撒纳，班第就一直催促对方马上动身到热河入觐。只要到了热河地界，以几个戈什哈之力，就能把阿睦尔撒纳收拾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路行进一路等，到八月中旬还未见到科尔沁额驸给自己的回音，阿睦尔撒纳深知事情有变，就于八月十九日忽然率众潜逃。

当时，他跟随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行至乌隆古河附近，那里距他在札布堪河的昔日游牧地不远，地形熟悉不说，又有旧部在附近接应，于是，撇下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他就从额尔齐斯河间道向北逃逸而去！

阿睦尔撒纳公开反清后，其手下党羽纷纷作乱响应。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朝的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以及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三人，得知情势大变，就带着手下寥寥可数的500兵士，慌忙从伊犁河北的驻地出发，匆匆回撤。

撤退途中，准噶尔叛军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一行人跑到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即被叛军追及包围。

当时，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见敌兵势大，不听鄂容安劝告，即刻扬鞭拍马奔逃。那500兵马，见其中一名主将跑了，也多随之而逃，一下子就把班第和鄂容安撂旱地里了。当时，这二人身边，只有司员和侍卫60人！

面对多达上万的准噶尔贼军，班第、鄂容安及其手下力战不支，二人相顾叹息道：“今日我们真是白死了，于国事无济，辜负圣上嘱托！”

叹息久之，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也抽剑欲图自杀，但他是翰林出身，腕力弱而不能致死，于是命仆人用刀猛力刺戮自己的腹部，血流肠溃，终于得死。

鄂容安

班第乃蒙古镶黄旗人，鄂容安乃是满洲大学士鄂尔泰的儿子，皆为乾隆帝心腹大臣。如此，清军一主帅、一大臣被包围自尽，成为近百年来清朝罕有之事。两个如此刚烈的蒙古、满洲大臣，确实耿耿忠臣，乃真正的大清英杰。到了清朝中后期，满蒙权贵中这样的人就非常罕见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时期，清朝的满蒙封疆大吏，基本上都是闻警即逃。

班第和鄂容安死后一个多月，乾隆帝才得二人“陷敌“的消息，但当时还不知道二人已经自杀殉国。为此，一直强调清朝文臣武将要为国捐躯的乾隆帝，罕见地告谕军机处，让他们设法和班第、鄂容安联系，希望二人静待时机，可以不死：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类。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清高宗实录》卷499）

一直要臣子保持忠贞气节的乾隆帝，之所以罕见地希望二位臣子不要自杀殉国，其实正是因为乾隆帝深知正是自己一人，才是导致阿睦尔撒纳叛乱、陷二臣于敌阵的“罪魁”！

日后，班第、鄂容安灵柩回京，乾隆帝亲临祭奠，并且把两个当时生擒的、导致二臣丧生的贼酋克什木、巴朗抓到灵前，活生生割耳砍头祭祀。为了羞辱陷贼而不能死义的萨喇尔，乾隆帝还命令这位倒霉蛋跪在灵前观看整个祭祀仪式。

在商讨谥号的时候，清廷内阁由于鄂容安是翰林文人出身，按照常例，谥号中都有一个“文”字，所以，就拟了“文刚”、“文烈”两个谥号呈乾隆帝选择。悲痛不去，乾隆帝以朱笔抹去两个“文”字，赐谥“刚烈”——为清朝死节文臣开了一个先例！同时，在乾隆帝亲拟的赞语之中，还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之语，深自疚责，可见他对于鄂容安的爱惜和对他英才早逝的遗憾……

当然，最终造成阿睦尔撒纳造反、伊犁地方准噶尔部落趁乱反叛的结果，班第、鄂容安确实也有失误之处。特别是班第，气量窄狭，谨慎过当，一直没有妥善慰抚准噶尔投降的大小头目。为了避嫌，他平时也不和伊犁附近的部族首领来往，和当地豪酋关系极其疏远；鄂容安翰林出身，虽然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又历任巡抚、总督，但他其实对于行军打仗根本就是外行，又不通蒙古语，所以，人在伊犁，鄂容安并不能展其所长；萨喇尔作为准噶尔人，身为定边右副将军和一等公爵，很能打仗，但这个人原来不过是达什达瓦台吉手下一个宰桑，在厄鲁特四部内部根本就没有威望。他以清将身份到伊犁之后，又妄自尊大，惹得从前比他地位高好多的准噶尔部众台吉和宰桑心怀怨恨。

这三个人，有文有武，民族不同，性情各异，在伊犁也没能做到同舟共济，加上疏于自卫，一朝事起仓猝，三人只能孤军奋战，最终二人自杀军溃，也在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