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早在嘉靖、隆庆年间已经崭露头角。为明朝万历新政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有两件事情张居正没有做，很遗憾。

张居正当上内阁首辅后，凭着李太后和万历帝的大力支持，开展了一序列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核，赏罚分明，大刀阔斧，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张居正既对手下严格要求，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把政府建设的井井有条，同时对皇帝和太后在生活上也严格要求，恳请皇帝节俭，省去不必要的开支。万历七年（1579年），明万历帝向户部要十万两银子，作为厨房开支，张居正上疏说：“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意思是说，目前财政虽有好转，但是中央筹备金并不宽裕，恳请万历帝节省“一切无益之费”。万历帝同意，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为节省灯烛费用，张居正将万历帝原本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白天。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李太后和万历帝的确处处节省，处处以身作则。

万历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想封侯，李太后也有这个私心，但是张居正说，侯爵是国家名器，不能轻易封侯，于是作罢。万历帝的岳父想要分一栋房子，这个根据惯例是应该有的，但张居正上疏说，经机关事务局排查，目前没有空余的房子，建议给点钱，让国丈自己找个地方建房子，万历帝也只好如此。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把豪强隐蔽的田查出来了，使得朝廷征税的田额大大增加。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中央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涉及政府建设、经济改革、军队建设等多个方面。政治上加强考核，淘汰不合格的官员，整顿作风，政府效率大大提高；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清查田额，国库收入大幅增长，取得良好的成效。但是有两个方面，他没有做：

一是没有对税收体制进行改革。明朝的商税是三十分之一，这是明初的规定，当时虽然有人提出提高商税比例，但是张居正没有同意，朝廷财税少了一个重要来源。此后，万历帝以及天启帝都为此发愁，崇祯帝更是为此两次加派辽响，因为没能增加商税，打仗的军费很难筹措。

二是没有对藩王制度进行改革。藩王加的俸禄开支市明朝最大的开支，万历三十二年，明朝宗室男性子弟15.8万人，加上公主、郡主，亲戚、佣人等，朝廷要养好几百万人。此前的弘治皇帝已开始限制宗室娶老婆的数量，嘉靖颁布了宗藩条例，对宗室限制；但是张居正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作为，以至于万历十五年，张居正死后五年，万历帝拿出内帑赈济河南、山西等地饿得半死的宗室，后来万历帝、天启帝也采取一些措施，但为时已晚。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明朝中后期的大问题，必须要改革，不改革迟早会将大明朝拖死。亲王的俸禄一万担，郡王的俸禄2000担，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200担俸禄。明朝纳税20万担的府为上等府，纳税10万担以下的府为下府，全国只有160多个府，10个亲王就要一个下府承担,100个郡王就要一个上府养着。对于这个问题，张居正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他没有去触碰这个定时炸弹，或许他也想，后人或许比我们聪明，留给后人解决。但是，万历初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时机，错过了就太晚了。

我们不能苛求张居正，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后世之人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有才能敢担当的大学士。后世的的林则徐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早在明朝，张居正就写过写过一句对联：“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伟人总有相同之处。 张居正也是“工于谋国、拙 于谋身”，死后被万历帝和反对派清算，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才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想起当年万历帝和张居正的交往故事，真是情同父子，万历帝一口一声元辅张先生，隔三差五给张居正赏赐，张居正回家葬父，万历帝思念的不行，派人催促回京。可惜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张居正一倒，大明指日待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