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末五代之乱，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由此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越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三百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四百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三千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岳飞固然没有秦朝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的敏锐。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两千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三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

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已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也未知这一猜疑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

由此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秦桧是无法置岳飞于死地的，背后的真凶应该是宋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