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看《史记》的记载：公元前三五三年，齐威王“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十二年后，威王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田世家》)桂陵与马陵之战就是孙膑与庞涓斗法的故事，这两大仗结束了魏国称雄的局面，此后东方大国唯齐而已。

既然齐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那么，如果这个可能性成了现实，中国的历史会有点不同吗？这首先就要看齐文化是否有别于秦文化。在习惯上，人们总是将秦国与东方六国对立起来，因为六国最终都亡于秦；但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应该把齐和西方六国区别开来，尤其是秦、齐文化的差异极其明显，如果齐文化当真推行到四海，则其后二千年的历史恐怕要有点两样。对于秦、齐文化的差异历来很少有人涉及，现在我们不妨来作皮毛的分析，以为治史同行之谈助。

秦、齐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政治制度

战国时期，列国逐渐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郡县制的施行。郡县制是对封建制的否定，国君不再把新取得的领土分封给大夫，而是建立郡县，直属自己，实行集权。七国之中，秦的郡县制最为完善，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集小乡邑为县，县置令、丞。令丞皆由国君任命，国君通过他们牢牢控制地方。所谓“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商君书·垦令篇》）意思就是各县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邪僻的官吏就不敢弄权，接任的官吏不敢随便变更制度，由于过失而废弛职务的官吏则不敢文过饰非。其他各国的郡县制也都和秦国一样起到中央集权的作用。

七国之中，唯有齐国未曾实行郡县制，这是很特别的。齐的地方行政制度偏向于分权，采取了五都之制。由于文献有阙；五都制的详情不很清楚，但可推而知之。据《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就是说，按理每国只应有一都，而齐国在国都之外又有与国都平行的其他四都，显见国都并不唯我独尊，地方行政权力分属于五都，而不尽集中于国都，不但行政权力分散，军权亦不集中。上面提到齐起“五都之兵”伐燕，五都皆有兵，可见军权也是分散的。

管仲像

五都之制可能源于春秋时管仲的五属制，由《国语》所载，知管仲分齐国为五属，每属设一大夫专权治理，每年正月到国都述职。推测大夫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故战国中齐威王即位后，有一段时间不理国事，但并不影响大夫各自治理一属的政事(《田世家》)，可见齐国地方并非事事都集权于国君。

齐国也有县，但与秦国的县并不—样。秦本土的县是由小乡聚合而来，比较大。战国时的齐县情况不明；但在春秋时，齐县很小。齐《叔夷钟铭》载灵公赐叔夷莱邑，“其县，三百”，一次赏赐就是三百县，足见其县之小，大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十室之邑”罢了。与五都制相配合，看来齐国始终实行的是较为分权的都邑制。

秦国统一天下以后，将郡县制推行于四海之内，此后中央集权是二千年一贯制而不改，不但不改，而且集权倾向愈演愈烈。虽然其间有几度因地方分权过甚而形成分裂的局面（如汉末的军阀混战与唐后期五代的藩镇割据），但这并非中央政府主观愿望所造成，乃是出于客观形势的逼迫，而一旦新的统一局面形成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集权的中央。

秦汉时，郡县还是地方官的施政区域，郡守与县令都有相当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至宋代以后，行政区划已变为中央官员的施政范围了，地方分权越来越小，以至于清代，地方主权几乎荡然无存，一举一动皆需听命于中央。设想两千年以前如果是齐国统一天下，推行较为分权的地方制度，是否近代历史会有点不同?

经济思想

齐、秦经济思想的不同首先是取决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秦人在起初是亦农亦牧民族，居于陇西一带，后来逐渐东迁，占据周人故地的渭水中下游地区，这里土质好(《禹贡》评九州土壤，以秦所在的雍州为上上)，灌溉便利，是当时生产条件下最理想的农业区，于是秦人视农业为本比他国更重。

以农为本的思想大约起自墨子，至商鞅为烈。商鞅在秦国变法，鼓吹“治国……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在古代，农业是最直接创造财富的产业，农业发达必然导致国家富强，这就是战国后期，秦人和秦地大约只占天下三分之一，而财富却占将近三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的原因。秦并天下后，仍继续推行上农除末的方针，宣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过分强调农本思想，却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压抑，上面已经说到，西汉所设盐铁工服诸官，无一在秦国故地之上（唯有两个工官设在战国末年秦国所并的巴蜀地区），这虽然与秦地缺乏资源有一定关系，但与“事本禁末”的政策不能无干。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农业是积累财富的最重要手段，重农思想以至农本思想的产生是很自然的，这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莫不如此。问题是这种思想一旦凝固起来，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千年不变的国家政策时，就要阻碍社会的进步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亘古不变的农业国，从未发生过工业革命与商业革命，就与秦文化颠扑不破的农本思想息息相关。

二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奉“崇本抑末”为金科玉律，唯恐本末倒置，只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不图更快发展。无需要则无发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因此受到阻碍。直到清初黄宗羲才指出本末提法之误，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周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但这一思想并不为专制帝王所接受，而行改弦更张之策。何故？因为提倡务本业黜末业还有一个重大作用，那就是稳定专制统治。商鞅早就意识到：“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这样就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安土重迁，安分守己。

商鞅

后来的《吕氏春秋·上农》更明白地说：重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安定与“主位尊”永远是优先于发展的，在安定的情况下能发展最好，若两者发生矛盾，则宁舍后者，而取前者。这也是农本思想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齐国的情形与秦国完全两样。在周初吕尚刚受封时，齐国国境尚小，多濒海之盐碱地，不适于农业生产，于是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世家》)。”亦即通过工商业来促进齐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方针十分成功，齐国因此而逐渐强大，疆域扩展，人口密集，到春秋齐桓公称霸之时，已有膏壤千里，农业也随之得到发展，到战国时已呈“粟丘如山”的景象。

在齐国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之后，并未因此而不重视工商业，相反，在处理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时，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提出“ 本肇末”的观点，既重视农业积累财富的作用，也不忽视通过商业活动促进流通，以增加社会财富。相应于这一思路，管仲设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并将士、农、工、商并列为国之四民(《国语·齐语》)。

设工商之乡是齐国的特制，四民分工，并且地位平等是齐的创举，表明工商业在齐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工商并重的思路在齐国长久贯彻下去，也同样造成齐国的富强。正如汉代桓宽在《盐铁论》中所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在汉代之后就不占上风了。

齐国由于重视工商业，相应也就注重理财，管仲的轻重之术就是很高明的经济手段，是使齐国走上富强之路的重要因素。“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利，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平准书》)。”可惜由于秦的统一而使理财术与工商业同样受厄。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思想流入中国，才引起人们重新评价管子轻重之术的兴趣。尤其是《管子·侈靡篇》所提倡的以消费促生产的思想，更使人觉得惊奇。设使齐国统一天下，工商之业得到正常发展，轻重之术与侈靡思想推向四海，中国会否是另一番模样？

学术文化

在文化方面秦所采取的是愚民政策，以维护专制统治。商鞅所说的“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就是秦国愚民政策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最为后世所诟病，但他其实并非焚书的始作俑者，商鞅变法时已经“燔《诗》《书》以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始皇帝不过是把这个做法放之四海而已。

焚书的目的是为了闭目塞听，让老百姓永远愚昧下去。商鞅毫不掩饰地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一个有书的聪明人就会使得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书不烧还得了？秦国箝制思想有一个典型的实例：当商鞅开始变法时，秦人跑到国都反映新法令不便的人数以千计，行之十年以后，新法大见成效，那些原先以为不便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又跑来表示新法之便，不料这些人却被商鞅认作乱民，全部流放到边地去，这以后老百姓再不敢对法令发表任何意见了(《史记·商君列传》)。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齐国的政策也并不强求思想一律，而是顺其自然。齐太公的“因其俗，简其礼”与管仲的“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一脉相承的方针。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并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采取强国富民的方法以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自觉水平。这与商鞅激烈指责“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从而采取强制性的“移风易俗”的办法显然有别。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