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专业研究者，对于唐史的了解往往终结于唐玄宗安禄山，后面那个纷乱的天子、藩镇和聂隐娘共处的时代，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失去光环。尽管有很多荒唐很多失序，但是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个长达200年的唐宋过渡时期，却同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生灵涂炭的各种战乱，“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几乎是历朝历代平头老百姓们的最大愿望。8世纪中叶这场前后持续了8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如果仅从时间或者规模上来说，未必就会超过其后的诸如黄巢起义、明末民变或者造成上亿人口损失的太平天国等空前灾难，但是后世史学家公认，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活生生地将唐代的进程截成两段。渔阳一声鼓动，巍峨耸立的帝国大厦，就像911曼哈顿的双子楼，顷刻间化作废墟一片。

时间仍然行进，当到了20世纪，历史学家们再回首的时候，蓦然发现，一千多年前的那场叛乱，不但是唐代转折的关键之处，它甚至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关口。

过了那一关，之前所熟悉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生活模式竟然渐行渐远，而在帝国废墟之上重新构建起来的新世界，在本质上已经与过去如此不同，这个新的社会才真正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一种形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某种程度来讲，其实正起步于那个繁花似锦与金戈铁马交错的年代。

要理解“安史之乱”在长时段历史中的意义，首先就一定要知道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唐宋变革说，也称作“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

1922年5月，任教于日本京都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发表了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篇幅并不算很长的论文当中，内藤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假设，即“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这一论断很快就成为了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史学研究当中可以说是影响最为重大、最为深远的理论之一，被后人称作“唐宋变革说”。

所谓“变革”，意思也就是在唐和宋之间，于这个时间段内，社会在整体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个世界。那么唐和宋之间到底有什么变化竟然如此巨大呢？

根据我们以前的历史知识，当然也能够迅速总结出两个时代的许多不同之处，比如国号不一样了，一个唐一个宋；皇帝不一样了，一个李一个赵；李家是以前北朝的军事贵族，赵家则是没什么可以显摆的寻常百姓。

首都不一样了，一个长安一个开封，唐代的对外贸易集中在西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宋特别是南宋，外贸重心则转移去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转换成了“一路”，帆船取代了骆驼。

唐代出将入相，李勣打完突厥可以当宰相，宋代则重文轻武，武将狄青功劳再大，在文官面前始终不能抬头。

唐代藩镇割据，宋代则强干弱枝。唐代天子被蛮夷抬举为“天可汗”，威震四方，宋代皇帝则到处跟人称兄道弟，当外甥当侄子当干儿子，两个皇帝被抓俯首称臣跪接国书。

唐代仍存门阀政治，什么博陵崔氏范阳卢氏五大姓仍然是天生高端人口种种特权；宋代则科举选官，范文正王荆公有才华就可以位居宰相，英雄不问出处。长安城再繁华，晚上依然搞里坊搞宵禁，每晚大伙都准时各回各家睡大觉，开封府则瓦肆床笫灯火通明越夜越美丽，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唐人痴迷于追求寻佛问道，宋人理学则存天理灭人欲。唐以诗胜，宋以词名......等等等等。

那么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纷繁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内藤湖南给出了明确的结论，社会这样的转变正意味着，华夏文明已经在唐与宋之间，走出了“中古”，而迈入了“近世”，没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于一千多年以前。

在文章里，内藤在几个方面详细论证了这样的“变革”，政治方面，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以至于到宋代，君主成为绝对的权力主体；六朝到唐代中叶，政治属于全体贵族共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的协议体，而唐代中期以后，贵族阶层没落，君主不再需要通过贵族，就能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租傭调制崩坏，改行两税法，人民摆脱了束缚于土地的佃农地位，进入近世以后，私人财产权更得到进一步确认；文学上，文章由重形式转变为注重自由的表达，古文体散文取代四六体骈文，文人情调的白描水墨完胜曾经金碧辉煌的彩色壁画......总之，就是旧式的贵族模式、贵族情调，统统让位给了更具“现代性”的平民趣味。贵族已死，平民万岁。

有关于唐与宋之间的种种变革之处，细细算来实在过多，在内藤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后来史家更是进一步完善、调整了这一理论，其内容的丰富性绝非几篇文章几部著作就可以讲得明白、透彻，这里可以粗略谈论的一点就是，在经济格局和人口分布方面，安史之乱前后也是一个分水岭式的重要时期。

我们知道，华北是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区域，由于耕作农业的发达，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的人口数量，在前期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淮、汉以南的南方地区。而在中国历史的后半期，主要是两宋之交以后，南方人口数量则成功逆袭，快速超越华北，并且这个趋势再也没有逆转。

形成这种格局，最主要的就是历史上的三次重大人口南迁，而其中安史之乱时期的人口南迁趋势，对于整个人口格局的定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正如李白诗中所反映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根据各种历史记载和史学家们的推算，在8世纪的安史之乱中，大约有近200万的华北人口迁入了长江以南。

即使放在今天，这仍然是一股令人震撼的难民潮，它对于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转变所造成的冲击波，也绝非在一两个世纪就能够消化得了。而人口重新分布所造成的南北经济转换、文化传播、方言形成、族群建构等等，可以说直到今天人们还能感受得到这股来自千年以前的巨大冲击波的影响。

“唐宋变革说”这样的理论为什么又会让人耳目一新，一经提出就迅速影响整个学界呢?因为这迥异于我们过去的传统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中国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丰富历史史料，但是随着眼界的打开，特别是在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研究一比较，到了近代以后我们会发现，以前的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记录者们过于执着于“王朝史观”，弄出来的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历史学著作，无非就是一个简单、呆板的王朝模式.

某个开国皇帝某天得了天命，各种方式取得天下，然后励精图治几代人努力终于臻于盛世，接着儿孙不孝道德沦丧政治败坏小人当道，天命也就没了，或者说转移到下一个家族手里，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转来转去，历史就像一个被蒙住眼睛的驴在磨盘之旁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发现竟然没有离开原点多少距离，难怪刻薄的黑格尔都要讽刺“中国人没有历史”，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原地打转，也就无所谓历史了。

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在根本上跳出了“王朝循环”的观察角度，社会当然是在转变，而这种转变发生在更深层次，不应该以一家一姓的王朝去界定去分期，那样的话往往遮蔽住观察者的视角，看不到掩藏在“长时段”这个时间地层之下的滚滚洪流。

“唐宋变革说”当然不是完善的理论，在所有的研究中也不会存在所谓完善的理论体系，诞生一个世纪以来，这个“假说”已经被无数次引用、批判、修正，以后也还会继续引用、批判、修正，但这都不影响它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就足够了不起了。

在“唐宋变革”的理论视角之下，我们再回望安史之乱，就会发现过去一直被我们所忽视或者贬低的中唐、晚唐以及看似很黑暗的五代，其实并非毫无意义，甚至来说它的历史意义要远在所谓的“贞观”或者“开元”之上，那是一个重建的时代，一个走向未来的时代。

未来社会会具备一种什么样的品格、什么的特性，就取决于在这长达两个世纪的、从安史乱后到北宋初年的“唐宋过渡期”，尽管身处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主角们可能并不会意识到他们自身的价值或者意义。

过去讲到唐代历史，最通常的就是唐太宗、武则天和唐明皇，再往后就乱七八糟讲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撇开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那些陈旧的老套史观，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代宗、德宗、宪宗，或者是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武宗等等，还包括刘晏、杨炎、李德裕等等，反正是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为重建一套社会秩序做出自己的努力，每个人能力有大有小，有人清醒有人糊涂，不同历史条件也会造成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无论如何历史的前进或者说会向哪个方向前进，都取决于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所作所为。

和唐太宗房玄龄那样的一代雄主一代贤相比较起来，在帝国的瓦砾堆里重建一个秩序的德宗宪宗们，他们的努力和才智也不应该为后人忽视或者嘲笑，历史不是简单地对所谓的“风流人物”去一味膜拜，那样的历史观太势利。

宝应元年（762年），唐玄宗和唐肃宗相继去世，唐代宗李豫（也就是以前的李俶）即位，第二年安史之乱基本平定。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