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1年，烽烟四起，举国上下纷纷起兵反隋。公元617年起兵的李渊当年11月进入长安，扶植隋炀帝之孙扬侑称帝，是为隋恭帝，改元义宁，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代隋立唐，唐先后消灭虎踞河北的窦建德和称郑帝的王世充、西部的薛举、薛仁杲，依附突厥的定扬可汗刘武周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次年，李世民改元贞观，开启了恢弘的贞观时代。

　　贞观时代，李世民击垮突厥汗国，先后政府高昌、吐谷浑、薛延陀等部落，并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周边少数民族，各部落首领尊其为“天可汗”，此时唐帝国疆域大为扩展，在帝国西北部辽阔的土地上，唐帝国设立“安西四镇”，由忠诚于李世民的胡人将领驻守。也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对胡人的开放态度，在使帝国繁荣的同时，也为帝国的统治种下了危机……

　　唐高宗朝，帝国延续了唐太宗朝的辉煌，平定高丽，维持了唐朝的霸权；武则天时期以及中宗、睿宗时期，唐朝内乱，政变频繁，唐朝的霸权体系没有多大进展……

　　玄宗朝，帝国达到极盛，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一片繁荣景象。朝觐天子的人群中，胡人居多，皇帝注意到一个大腹便便，魁梧大方的胡人，他叫安禄山，告诉皇上自己对朝廷拥有满腹忠心。此人深受皇帝器重，后晋升范阳、平卢节度使，手握重兵。此时朝廷里还有一位干炼的宰相为皇帝管事，此人就是大唐皇室远亲李林甫，安禄山经常：

　　吾不怕当今天子，只怕李相公。”如李林甫这样阴险狡诈却极力维护制度的人，自然能制住安禄山。可是李林甫死在了年事已高的皇帝前面，玄宗把国家托付给了市井流氓杨国忠（贵妃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又没有李林甫的手段，仅用手中的权力对安禄山不断施压，那么，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反。安禄山如此大胆，因为，对于杨国忠，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安禄山反了，帝国的力量又怎么样呢?在盛世的大背景下，士兵们放松了警惕，得不到充足的历练，军队战斗力大减，翻开尘封已久的军械库，兵器多数已腐朽，并且由于朝廷在李林甫死后长期混乱，导致打仗时至关重要的情报部门经常提供混乱的、错误的情报，以致当朝廷得到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时，难以分辨消息的真假，兵器和准确情报缺乏的帝国军对此时就像一盘散沙，一触即溃……变乱后期，因为唐军中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 的 出 现 以 及 叛 军 内 部 的 矛 盾 重 重 (安 禄山 称帝后不久命丧于逆子安庆绪之手，史思明降唐，接着降而复叛，称“大燕皇帝’’,后命丧逆子史朝义之手，史朝义改元“显圣”），唐军逐渐收复了落入叛军手中的长安与洛阳两京，勉强平定了叛乱。叛乱平定了，但帝国开始拐弯了。

　　帝国已无昔日的荣光，帝国统治者昔日的自信消失了，唐太宗李世民对异族尚可十分地信任，但叛乱平定后皇帝居然连力挽狂澜的名将功臣郭子仪和李光弼 也 不信任，李光弼 平 乱 后 被挤出朝廷，郭子仪虽然受封汾阳郡王，却被永久解除兵权，我们关注一个侧面，那就是帝国统治者不敢再相信任何人，至少是不敢轻信。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开放精神萎缩，反映在唐诗中也没有或少有气势恢宏的盛况了，这种开放的精神甚至影响乃至决定了后世封建社会的发展方向，唐以后中国人的思想日趋保守，这点尤见于明清。“海禁”、“闭关锁国”等极度封闭的政策正是中国人萎缩保守的精神发展到极致的产物。

　　安史之乱对中国的影响非同一般，它不仅使大唐帝国迅速衰落下来，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让中国的世风发生逆转，由自信开放转变为消极保守，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慢慢向现实妥协，北宋时期词坛上尚有如东坡居士般的豪放派词人算是跻身过较高的统治阶层，南宋则不然，消极保守的南宋政府大多启用主和派官员(如秦桧等），而主战派官员却遭罢黜……敝人愚见，这与安史之乱影响下形成的世风不无关系。这场变乱，给中国人造成的创伤，其一在于人们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确切地说是民族之间的信任危机，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放缓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统治者不敢再轻易重用异族，哪怕你是先进的代表(光绪帝重用汉官，裁撤满官，激起满洲统治集团的抵触，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中国人的保守精神，驱使他们在背离世界近代化进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们遭到西方巨舰大炮的轰击，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

　　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十字路口，而且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向，埋下了中国文明衰落的种子，中华文明开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