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打虎”是皇帝从臣子手中收回权力，稳固皇权。然而，在同治时期，“打虎”并未加强皇权，这是为什么呢？

渊源：排挤“大股东”的中央集权

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

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

为削弱“八王议政”，掌握绝对股权，康熙、雍正父子可谓前仆后继，费尽心机。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宫西南的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权势日崇”。

较之其父，亲历夺嫡之事的“四爷”雍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升级版的权力机构。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从此清代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专制集权。康乾百年朝局稳定的出现，与此中央权力构架密不可分。

“错位”：最高层权力结构不稳固

不过到咸丰朝，这种权力架构开始出现松动。登基后第三年，咸丰就打破祖制，允许大股东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军机处。虽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气象一新，但咸丰担心其坐大成势，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职务。不过七载之后，咸丰北逃热河，身患重疾，实际大权旁落于以肃顺、端华、载垣等为首的“八人帮”手中，久被闲置的大股东们再度染指最高权力。

咸丰并没有病糊涂，于弥留之际，他一面任命八人为顾命大臣，一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也就是说，顾命大臣若想合法使用代替“朱批”的玉玺来颁布上谕，必须求助于两宫太后。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暂时制衡。显而易见，对于本已宿怨颇深的双方而言，这种最高权力由两家分摊的局面无法长久，结果矛盾趋于升级，最终导致两宫联手恭王，打掉“大老虎”肃顺等人，开启了幼帝双后、叔嫂共治的洋务新政时代。

奈何此阶段清廷的最高权力架构依旧错位，甚或是一错再错。

肃党“崩塌式倒台”的最大赢家非恭王莫属，新一届军机处班子皆是其亲信，改革派暂居优势。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万千恩宠于一身。两宫先是打破祖制，封其为议政王。又任命其出任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时隔一周，两宫又以幼帝名义，赐给恭王世袭罔替“亲王”爵位，亦是违背常例之举。两宫如此重赏恭王，本意无非望其感谢天恩，忠心辅佐小皇帝。

然而这却恰恰使得本已错位的权力格局愈发倒置。须知，作为一国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顺，太后垂帘即意味着两位本无资格染指股份的妇人却替小皇帝暂代控股大权，而权势煊赫的恭王作为大股东，其距离御座实际仅一步之遥，难保无丝毫非分之念。说穿了，彼时的情形是：该控股的人没有控股，不该控股的人却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叔嫂间必然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排位赛”，来最终确立各自在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序列与地位。因而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罢黜恭亲王”事件，标志着慈禧最终将控股权牢牢攥在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