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前221年至前207年），是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帝国。秦朝开国君主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从此有了皇帝一词语。国号秦，王室嬴姓，故史书上别称嬴秦，以别于其他国号为秦的政权。秦朝从统一六国到灭亡，只有15年国祚。

周孝王封给他附庸，附庸小国号就叫秦。周幽王时期犬戎攻入镐京，秦襄公因为保卫周王室有功，正式被封为诸侯国，秦国号继续使用。而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称呼，统一以后由诸侯国名变为全中国的王朝称呼。由于统治者姓嬴，又有嬴秦之称。

秦人是华夏（汉）族西迁的一支。 秦之先祖为先贤伯益，伯益乃颛顼后代（注：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长曰玄嚣、次曰昌意；玄嚣生蟜极；蟜极生三子：帝喾、挥公、大业之父；昌意生一子名颛顼，颛顼有一女名女修；大业之父娶颛顼之女女修，生伯益)。本为古部落首领，舜帝赐姓“嬴”。至夏末，费昌(伯益次子若木之玄孙)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商汤御，败桀于鸣条，其后嬴姓世代辅佐殷商，故史载嬴姓多显。至商末，蜚廉(伯益五世孙中潏之子)、恶来(蜚廉长子，恶来之弟是季胜)父子皆以材力侍纣，后周武王伐纣，败商军，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以泄愤，蜚廉奔霍太山，嬴姓中衰。至周穆王，造父(注：蜚廉次子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为周王御，千里平定徐国之乱，受封于赵城，其宗族乃为赵氏（注：先秦时代“姓”只是表示来源，多为祭祀所用，用于女子称谓，“氏”则表示家族分支，用于男子称谓），造父侄孙非子(注：恶来生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为周孝王牧马有功，周孝王赐给了他一小块土地秦，让其继续嬴姓的祭祀。后来秦襄公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

当时，为谋求强兵兴国，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图强。魏文侯敢为天下先，率先起用法家李悝，李悝撰写《法经》六篇以为治国之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地利、奖励农耕的经济政策，魏国遂强。为了改变秦国被楚国、魏国欺凌的处境，胸有壮志的秦孝公（公元前381－前338年），于公元前362年即位后（时年19岁），决心复兴秦国，再现穆公的伟业。秦孝公不吝重赏，下令求贤，向全天下颁布《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人商鞅就是这个勇敢的人，他从魏国跑来了，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进行变法的商鞅

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第一，实行连坐法。公元前356年，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后来，又禁止家人“同室内息”，使父子、男女有别。此外，还“平斗俑、权衡、丈尺”，统一度量衡；推行县制；商鞅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破坏了旧贵族的封邑，加强了国家的集权。[24]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方便了税收和交换。对赋税制和俸禄制度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之法规定：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或弃本逐末者全家被罚为仆人。而且，凡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后来，又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权，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为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按贵族爵位高低分配田宅，无军功者不可得爵，私斗者受罚。“军功爵”是以上缴杀敌首级数作为晋爵受奖的依据。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有了军功即使是仆人也可以得到升官，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

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为国作战的勇气，掠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愈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迅速使得秦国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为“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军事强国。

秦国在商鞅变法的短短十多年间，被治理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人皆“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闻战则喜，“乡邑大治”。连周天子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一方诸侯领袖），各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商鞅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无法抹杀，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商鞅主持的变法在各国中是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的。秦国军队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军功授爵制）后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多时达到“带甲之士百万”，其后出现了尉缭子、白起、王翦等著名军事家和将领。使秦国很快跃居战国首强，迈出了秦朝崛起的重要一步，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铜人。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封建贵族依以割据的手段。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秦始皇还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他自己多次顺着驰道巡游郡县，在很多地方刻石纪功，以示威强。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修筑由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西）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于近旁设官进行统治。

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秦始皇采取赵陀等人的意见迁移关中50万秦人至岭南与当地人民族融合，但导致关中空虚，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

秦二世时期，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山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但是由于皇帝以及开国大臣在镇压，没有人敢于和政府对抗。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

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估计其中两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朝的军队分三个部分，即京师兵、郡县兵、边防兵。京师兵，由于任务不同，分三个系统：郎中令管辖的侍卫官，包括贝（钱财）选、荫任、军功特拜而产生的传中、中郎等，有俸禄，主要负责殿内值勤、从皇帝：卫尉管辖的皇宫警卫兵，由郡尉县尉管辖。平时训练，并兼管地方安全，战时奉调出征、因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又分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三类。大体北方、西北方多骑士，山丘陵地带多材官，江淮及沿海多楼船士。有的郡既有材官，又有骑士。

边防兵，指边郡骑士、材官、边郡屯兵和边塞皮卒。边郡骑士或材官，是本地服兵役的正卒。屯兵是集中驻扎的机动作战部队，由朝廷派遣的将军统率，如蒙恬曾长期领兵屯于上郡。戊卒包括轮番服役的各郡正卒和嫡发的官吏、商人及农民。除分散担任警戒、候望任务外，还构筑维修军事工程。兵种区分，秦军分为步兵（含弩兵）车兵骑兵和水兵种。步兵称材官，有轻装与重装之分，前者无甲，持弓、弩远射兵器；后者上体着甲，持戈、矛、戟之类长兵器。着甲持弓、弩者称驾兵，是步兵的主力。车兵仍然装备单辕双轮四马木质车，每车3人，皆着盔甲，御者居中，甲士2人分立两侧，持戈矛类长兵器。骑兵称骑士，着短甲，执弓箭，所乘之马有鞍，无鞍蹬。水军称楼船士，具有一定规模。秦始皇陵兵马低坑的布阵表明，步兵数量较多，是主要兵种，车兵仍是重要作战力量，骑兵尚处于从属地位，弯兵且智较大辞容。作战中，车、骑、步、驾大休混编列阵，配合而行。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的陵墓，位于中国北部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

秦始皇陵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的皇城和宫城。陵冢位于内城南部，呈覆斗形，现高51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据史料记载，秦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现已探明的有400多个。陵园布置仿秦都咸阳，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2.5公里，外城周长6.3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