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元璋复衣冠如唐制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

朱元璋曾说：“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这条禁令也见于《明会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

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上言：“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明太祖实录》卷109）朱元璋阅后大喜，将曾秉正提拔为思文监丞。

二、明朝民间极为崇拜朱元璋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盖自三代以来，战国至于刘项，是一劫；三国至于五胡，是一劫；中唐至于黄巢、石晋，是一劫；女直至于蒙古，是一大劫：中国之人，无复孑遗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谓之劈开混沌，别立乾坤，当与盘古等，而不当与商、周、汉、唐并论也。二百四十年来，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

　　明人邱浚在《世史正纲》中说：“洪武元年，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圣人之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无统也，虽五胡乱华，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尽夷狄之归，如元朝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释，天地于是易位，日月于是晦暝，阴浊用事，迟迟至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十室而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

南明时期的《李闯小史》中小说开篇即写道:“百年虏运腥中土，百姓嗷嗷喂豺虎。”“太祖高皇帝迅扫胡元，重开日月，嵬嵬功德，千古无两，自然历数绵长，千秋万岁，跨越商周，大非汉、唐、宋之比也。”(第一卷)

这一民间思潮甚至延续到了清代：

　　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

“动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

　　那人喜道: “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系在湖边柳树下。

　　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

　　那人道: “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 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

　　吴王道: “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心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 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

　　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

　　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儒林外史》

三、清代历史学家赵翼称赞明朝前期吏治清明，有两汉遗风而胜过唐宋。

明史魏观等传赞云：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赍敕赐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今循吏传可考也。

天下府州县官来朝，帝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赡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著，往往特敕奖之。如成祖之于史诚祖，仁宗之于刘纲是也。

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

四、徐达吃蒸鹅而死吗？

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由一位明史专家讲朱元璋生平，我因本来就对明朝的历史感兴趣，以前还写过一些有关文章，便抽空收看了几集。其中有一集讲朱元璋屠戮功臣，忠心耿耿的徐达交出兵权后也没有逃脱其毒手。一代名将徐达的画像。说是徐达得了背疽（后背长了一个大疮），朱元璋派人给他送来蒸鹅。徐达见了蒸鹅，满面流涕，告诉医生你们赶快逃跑，然后吃下去就死了。为什么？徐达知道背上长疮不能吃发物，这个蒸鹅是发的，一吃这个东西，病毒发出来这个人就死了。他明白了朱元璋还是要让他一死。让医生逃跑则是为了不让朱元璋把他们都杀了当替罪羊，说他们没给徐达治好病。

其实这是把一个民间传说当成史实来讲了。《明史》记载了徐达死于背疽，但并无朱元璋派人赐食一说。明朝中叶有一本专讲明初故事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才有这个赐食记载，但是并没有说是什么食物。按《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翦胜野闻》“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并不可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转述了这个故事，才说是“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虽然赵翼本人认为这是“传闻无稽之谈”，但“徐达吃蒸鹅而死”却从此成了一个表现朱元璋阴险毒辣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

说“疽最忌鹅”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所谓背疽，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背部发生了大面积急性化脓性感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多个相邻的毛囊及其所属皮脂腺或汗腺导致的。在今天治疗起来并不困难，用抗菌素和动手术排出脓液，即可望痊愈。鹅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并不含有能导致病情恶化的毒素，反而能增强患者的营养，因此并不需要“忌口”。

但是在古代，背疽却是一种可怕的“恶疾”，得了往往是致命的。死于背疽的历史名人史不绝书，除了徐达，还有秦末的范增、三国的刘表和曹休、唐朝的孟浩然、后唐的李克用、南宋的宗泽、明朝的杨一清、清朝的杨光先等等。因为是绝症，所以发背疽而亡竟然成了赌咒发誓用语，例如《说岳全传》里头秦桧便向兀术发誓“不把宋朝天下送与狼主，后患背疽而死”。

也因为是绝症，所以号称能治它的验方就特别地多。到宋朝时，流传的背疽验方已多达百余个，但按当时出版的医书《集验背疽方》的说法，“然有验者极少”。即使是《集验背疽方》所收录的二十几个“验方”，又何尝就真的如它声称的“神妙莫比”？这些“验方”的用料和制作方法有的相当奇怪，例如有一个验方要用到“男子发一团如鸡子大”，真不知女子发为何就用不得？

由于“验方”其实不验，所以就需要有种种的禁忌为失败开脱。按《集验背疽方》的说法，背疽患者戒“作劳叫怒，嗜欲”，而“饮食如干湿面、炙、淹藏、冷酒、生冷、滞腻、鱼、羊并不可食”，所谓性热的食物不能吃，性冷的也不能吃，“性热者发热，冷者损脾、肾，毒者发病，皆当戒之”，几乎没有什么还能吃的了，可不仅仅是蒸鹅肉。更奇怪的是，病房绝对不能让有狐臭的人、孕妇和经期妇女进入，和药的时候也不能让这些人撞见，而且还不能让鸡、狗、猫见到。有这么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禁忌，要想不让“验方”失灵还真不太容易呢。治好了算它灵验，治不好了就可怪到犯了什么禁忌了，而不是它不灵。

在今天已很少有人相信和药不能让鸡、狗、猫见到这样的鬼话了，但是还有很多人相信、讲究“忌口”，对徐达吃蒸鹅而死之说津津乐道，不知这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虽然种种禁忌的荒诞程度不同，性质还是一样的。

五、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郑和下西洋这么重大的盛事，相关资料却残缺不全，今天甚至有许多明显不符合逻辑的可笑说法流传于世，我想我们有必要理一理。

1.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算建文帝未死，真的跑出去并且藏起来，那你也该派密探去秘访，弄那么大支舰队，走到每个地方都搞得热闹非凡，相当于先吼一声：“大侄子，四叔找你来啦！你快藏好啊！哎哟！我当年不是宣布过你已经自焚了吗，今天这么吼，我在向全世界宣布我是大傻吗？”而且找个建文帝还跑到非洲去找，你确定这是人类的思维方式？

2.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炫耀国力，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先问一个问题：这世上最没有宗教信仰、最重现实经济利益的民族是哪个？显然就是中国人，你觉得这个民族会为了图虚名撒出郑和下西洋这么大把的钱来？你怎么不觉得房产商修那么多房子是为了让建筑大师实现创作理想而不是为了赚钱？郑和下西洋重新开辟印度洋航线，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甚至可以说拉动全人类在蒙古摧毁后重新走上发展的轨道，这样重大的意义岂能说得不偿失？即便不算这种大账，就算直接的财务账，你也应该知道朱老四绝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人。郑和那两百多艘巨船载重量该有多大？就空着仓来来回回游着玩儿？当时东西方贸易很多货品都是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营的小商队尚且有利润，郑和这种船队能赔本？莫非你真相信中国石油是亏损的，真心支持他一边享受国家巨额补贴一边涨你油价？

3.明成祖驾崩后郑和下西洋立即停止

郑和之后大规模的官方航海确实减少，但这正是因为开辟航线、清理海盗、建立贸易关系等各项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就不需要海军再开来开去，接下来该民营企业家们开始表演了。现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让海军每天做环球航行，难道都是“闭关锁国”了？

繁荣的全球化贸易进一步促进了明帝国的经济，除了金银，各种科技、文化都大量涌入开放包容的中国，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自身的跨越。比如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被引入中国，极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有资料记载明朝总人口只有6000万，但这显然只是明初整理的一个纳税户数，后来增长了没有纳入统计。据最乐观的估计，明末实际人口可能达到2.5亿，这样的人口规模更加奠定了中华帝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实力基础。而大量西方学者将西方科学带入中国，极大的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更使东西方科学在中国相融，保障了中国始终处于全球科技领先的地位。

4.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

严格的说这是一个冷笑话，但信的人太多，我也不得不讲讲。

有野史称郑和死后“闭关锁国”，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有意重启大航海工程，但车驾郎中（兵部主管装备的司长）刘大夏反对，所以他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都烧了！明宪宗也就只好作罢，从此“闭关锁国”。这也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么重大的事件，最擅长记史的中国人却没有留下完善资料，现在很多事情还得靠猜的原因。

我可能需要比较直接的指出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儿：

1、区区一个郎中有权烧这么重要的资料？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些资料涉及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核心技术，刘大人连看一眼的资格都不一定有。还有人说刘大夏是把这些资料偷出来烧的——你当他是忍者神龟吗？

2、没资料就不能出海了？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也没资料啊，人家是怎么出去的？

3、现在给你一条木船——给你艘柴油艇吧——但你不能查阅任何官方天文、水文、气候资料，国家也不给沿线国家照会，请你就用个人力量把船从中国开到伊朗去。你觉得有可能吗？那请问连GPS和全球通都没有的明代，那么多民间商船是如何航行于大洋的？这只能说明最迟到明末，明初开拓印度洋航线的资料都还保存得很完善，否则从技术上就无法支撑直至明末还非常繁荣的海上贸易。

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宏观的看，郑和下西洋和汉武通西域是一个性质，都是为了保证东西方商路畅通。但是核心区别是，两汉的丝绸之路是官办私营，郑和下西洋是官办官营。

2，东南海路发端于唐，兴起于宋。当时市舶司获利主要是以抽税形势（二十抽一至五抽一不等），偶尔强制官营很快就告失败。核心原因是当时海路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税收过高阿拉伯人抵制。说句题外话，南宋末年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争夺海上贸易激烈，大有取代之势，这也是蒲寿庚制造泉州屠城惨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元朝，海贸政策也有反复，有包税人制、抽税、官营，但蒙元组织度太差，经营惨淡。最明显就是市舶司数量及通商港口相比南宋大幅削减。

到了明初，海外贸易商路成熟，利润巨大。组织度极高的明朝一方面有掌握海路的军事实力，一方面有永乐时期的巨大财政压力，自然要把高利润的海外贸易垄断。

3、就明廷内部因素而言。早期经济来源农业为主，但是明初人口凋敝，明初农业税收一直没有增长。明太祖仿效宋元发行纸钞，但是没有金银储备只能造成纸钞迅速贬值。而成祖时期等开销明显大于太祖，农业收入却没有显著增加，商业税也可以忽略不计，那这巨额支出是哪来的？只有靠垄断海外贸易。

4、朱棣垄断海外贸易可不仅仅开通航路这么简单。上下游产业全部官营，首先是中国出口商品——手工业品，大量官营作坊在朱棣时期达到鼎盛，后来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取消日渐没落，时间上是一致的。其次，贸易军事化——郑和下西洋+不准民船下海。达到了垄断海外进出口目的。其三，进口商品——染料、香料、奢侈品为主全部官方销售，取代唐宋抽税制，达到利润最大化。海外贸易对明初财政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几次财政危机以苏木发军饷、官饷为代表。而且朱棣时期官员俸禄一部分就是直接以香料代替。（顺便说一句，此时官员俸禄很高的，后来因为走私猖獗，香料价格大降，官员收入直线下降。这也许也是官员普遍反对官营海外贸易的原因之一。）

5、郑和下西洋的没落。由于数十年如一日的航线维护，末期航线已经十分安全、成熟。民船走私成为可能（初期郑和可是干掉马六甲、斯里兰卡两个大海盗）。国内手工业在官营作坊的带动下，民营作坊兴盛，不似明初战乱百业凋敝。走私+民营作坊兴盛直接打击香料价格，官营利润被严重挤压。最后还有明廷短视，超大规模长期进口香料导致供给过剩，为了应付财政危机强行以香料发军饷、官饷（一次数万斤，很多次），价格还是按早期的高价。但是如此大批的香料进入市场，价格早已雪崩。和纸钞发行类似，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迅速透支价值，最终导致产业崩溃。

6、郑和下西洋是否有可能持续，或引领中国走上西方殖民拓张道路？

这个是伪命题，明中后期海上霸权长期为中国海盗所有，就连入侵的荷兰最后也不敌郑一官。台湾就是郑一官首次组织大规模汉人移民、经营，并由其子郑成功击败荷兰人获得官方政权。而南洋也有大批华人移民，并成为多个国家国王。但是南洋相对中国大陆还是显得贫穷，官方扩张在明后期组织度降低的情况下无利可图。这一点与西方殖民者有鲜明对比。南洋的香料从来都是大头输入中国，零头输入欧洲，即使如此，欧洲也值得花费相当的人力来维护航线。因为这点利润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六：帝制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

虽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律令严苛，但是被后人们忽略的是，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免费养老院、免费医院和免费公墓统统出现了。

在文人笔下的历朝开国皇帝里，朱元璋从来都是个评价不太高的，一是他杀人多，二是他创建的明朝律令严苛，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无所循形。按照后来明末史学家谈迁的话说：“如果我生活在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想想都会害怕。”

但被后人忽略的是，就是这个让人想想都会害怕的时代，却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社会福利最好的朝代。

在中国帝制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民间疾苦，从小吃够了苦的他，也出台了各种政策，让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

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朱元璋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

甚至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耕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毫不夸张地说，大明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国家。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许多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甚至战前，京城的百姓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经常边镇百姓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尤其是在嘉靖年间的右玉保卫战中，当时鞑靼大军围困，小小右玉，只有几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却答，我们世代受国恩，如果今日开城，就要留下万世的骂名。结果八个月的右玉保卫战，令横扫草原的鞑靼阿勒坦可汗碰的头破血流。鼎盛时期的大明，尽管存在着诸如腐败等问题，却是一个具有繁荣经济和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国家。

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灭亡的下场，武备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却是那时候的明朝统治集团背弃了朱元璋爱护人民的教诲，失去了民心，最终惨遭抛弃。

七：明代女真人并非宋代女真人后裔

宋代女真建立金国后陆续迁入关内，完颜亮时期把最后看守东北老家的也调进关了，蒙古和金是世仇，灭亡金国时见女真人一个就杀一个，最后女真人基本被杀绝了，少数几个漏网的也改名换姓溶入汉族。所以宋代女真和明朝时期的女真族没有任何关系，明朝的女真只是借用女真这个名字罢了。他们的老家在西伯利亚，后来南下进入朝鲜半岛。后金先民在明初洪武年间时还是朝鲜治下的万户。

永乐年间，后金先民从今天朝鲜咸镜北道逃到当时明朝五方职清司奴尔干都司建州卫求避难(可以说是明代版的逃北者)，通过当时建州卫指挥使(当时是朱棣一个妃子的老爹)的门路得到朱棣允许，在建州卫中划了块地设建州左卫进行安置。这就是后金祖先在明朝境内定居的初始，可见从生活地域上两者就不是一回事。

后金和宋代女真在风俗、文字、服饰、发式等各方面都不一样且都没有传承性。简单说宋代女真人是留三绺发（类似古代汉族男童的桃子头），而明代女真人却是金钱鼠尾；宋代女真人的衣服类似宋元时的蒙古人，不过是左衽，而明代女真人是马褂旗袍；文字上宋代女真人有自己的女真文，而明代女真人写的却是字母文字......可以说宋代女真和后金之间没有任何传承性和同一性。而且宋代女真后裔在明代是与后金并存生活的，这些在明朝史料甚至明末俄罗斯探险队的报告中都有相关分类的文字和画象。

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这是皇太极在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说的，用汉文翻译如下：

是日，汗曰：我国原有之名为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其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夫诸申乃席北超墨尔根之亲谊，与我们何干。此后所有人等称我国原有之名满洲，若称诸申，罪之。

“诸申”一词即是满语里“女真”的意思，皇太极还算有点自尊，不像某些人硬是乱编乱造乱认祖宗，说自己是女真金国的后代。

八：元朝制度对明朝的影响

明太祖所制定制度，不会是孤立的根据自己性格所定，一定时有所因革取舍的。陈寅恪先生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通过正史资料，论述认为，隋制远承汉晋，近承北齐， 并在灭陈后，对陈朝制度，有所借鉴。隋朝与北朝以来政治发展之大成的北齐，（而隋之远承汉晋，也是通过北齐来承袭的）相隔不过3年，隋朝官员多有通晓北齐制度的，而灭陈更是隋朝建立9年之后的事情了。陈朝继承南朝以来发展的制度的合理部分，隋文帝更能直接借鉴。但明太祖建国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明太祖所开创的明朝，不是取代的宋朝，更不是唐朝，而是一代天骄所开创的元朝。

元朝对其下700年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根据《金史》，当金国全盛之时，中国北方户口约700余万，4500余万口，元朝取代金朝后，于1235年统计北方户口，得户不足百万，口不足500万。根据〈宋史.地理志〉以一户五口推算，四川人口当南宋全盛，约有2000万，而战后据元朝统计四川人口约50万，虽然政府统计户口数量一般少于实际人口，但是从以上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到，元代征服以上地区时，包括四川在内的北方（即蒙古所谓汉人地区）损失了大部分人口是可以肯定的。灭南宋时，虽然蒙古已经进入了汉化后的元朝阶段，但南宋户口依然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元朝自灭金约80年未开科举，偶而开科几次，也录取甚少，而且还分四榜录取，汉人南人很难获得官位。所以在元朝，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号称“九儒十丐”。这就是臭老九的由来。而元朝制度，虽然有些励精图治的统治者用了些汉法，但是蒙古贵族势力极大，忽必烈因为行汉制，被西北诸王公仇视，多次开战。终元一代，没有出现北魏，辽，金那样强烈的汉化倾向。而蒙古旧俗却深刻的改变了此下中国。

蒙古立国灭金时，还处于奴隶制度初创时期，他进入中国以来，施行的制度，相对于他本来的制度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但对汉地却是倒退千年的毁灭性灾难。汉人南人由平民变为奴隶的事情，史不绝书。行省制度乃是皇帝对地方官不放心，把中书省分一部分到地方，建立路以上的行中书省，宋代文官有中书门下省总理，武将有枢密院总理，财政有三司使掌握，而元朝统一交给中书省处理政务。所以元朝宰相能有废立皇帝的力量。而这一制度为明所沿袭，成为胡惟庸擅权的制度性条件。而蒙古一代没有完善的财政制度，宋代三司使统一的财政权消失了，而代之以西域特色的包税制。

明太祖起兵南方，以一个某些人眼中无赖子而北伐成功，赵翼、孟森称之为“自古得国之正，莫若汉高明祖”。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临时政府后首先也是拜祭明孝陵。这正是对明太祖功业的肯定。

但明太祖制定制度的时候，却没有隋朝那样有北齐南陈的较好的制度基础来继承，因为此时距离南宋中央政权灭亡已经92年，距离北方沦于金国已经240余年，距离北方人口锐减的时代也已近150年了。元朝虽然尊奉儒家，给予儒家朱子极高地位，但明显只是一个姿态，而并没有贯彻到实际政治中去。有元一代，制度不立，已成定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明太祖欲恢复汉唐制度，而实际政治中却无处可以因袭，无疑难度相当大。

王莽时代儒学昌盛，王莽欲以古代良制来变革汉法。其恢复井田等措施，不可说是王莽完全为了祸害百姓的。因为他所作为，完全是按照《周礼》等古代制度变革的。但王莽失败的很惨。《周礼》虽不是周公所做，却是汉初儒家理想制度的结晶。可见单纯依靠理想而不考虑现实情况制定制度，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时代，反而会适得其反。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比之宋末，完全不同了，北方虽然在金朝统治下百多年，女真初期虽然极为野蛮，但汉化的速度极快，金世宗，章宗时期反而有小尧舜的称誉。但蒙古灭金时，甚至以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经过耶律楚材的劝谏，蒙古统治者才没有杀绝北方汉人，改派耶律楚才去治理汉地。但是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就被当权者排挤，而重把对汉地的税收交给中亚和西域来的色目人承包。所以直到元朝灭亡，一百五十年了，北方也没有恢复到金朝的水平过，元朝人口最多时候北方有大约1000多万。当然这比金元鼎革后的惨状已经有相当恢复。但北方经济水平最多不过相当汉初而已。

朱元璋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明初南北相差巨大的情况下，朱元璋只好以全国最落后地区的情况来制定制度，在元朝基础上因革损益，并杂采汉唐宋可取之法。所以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称：明朝开创的经济制度充满了短线补给，而无中央统一财政。这实际上是元朝用色目人行包税制后，明初不用包税而无新良法替代的后遗症。（儒家历来羞谈财税的，桑弘扬、杨炎、王安石都不获得儒家的赞赏。）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根据江南制定的一条鞭法，在北方推行还是遇到了相当的阻力。万历年间北方经济比明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尚且如此，何况明初。忽略了这一经济基础，无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根据展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推算，明朝赋税（张局正改革前），无论平均还是总量，都与唐宋相差甚远。这除了明初凋敝外，也体现了明朝政府实行儒家仁政，藏富于民的思想。但明代政府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很多应该政府施政的项目，也废止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记录了其西北之行，他每见一地有雄壮城池和坚实道路，询问当地故老，多是唐朝所建。而这个与其所明朝政府的腐败，不如说是明朝藏富于民的措施推行的太极端化，地方政府无财力兴建这些设施。

经济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不过明代这一收缩性的财政，而给予了官吏远低于以往历代士人的俸禄。海瑞给老母祝寿，买了块肉，而成了当时官吏中的新闻。可见奉公守法的官吏，仅依靠法定俸禄，日子是相当清苦的。高薪虽然未必养廉，但如明朝那样低的俸禄，而要求人人象海瑞那样清廉，确实是不太可能的。正如〈管子〉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忽略了官吏的奉公守法时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而单单去要求士人去弘扬大丈夫精神，才真是缘木求鱼了。

但朱元璋建国后，依然尽力复兴华夏传统。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创立时候，复我汉唐衣冠，重开科举，尊师兴学，重视农桑，也是一时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轻轻罪，也为法制史所称道，一扫元代法制混乱的弊端。

朱元璋开科取士的时候，士人梦想中的科举盛世两宋已经过去近百年了。重开科举对于士人的意义，绝对不低于恢复高考。而明代科举制度的制定则更是斟酌损益后而为了。

当时南北学问相差很大，北方因为金亡时损耗太大，经济，学术已经调令殆尽。而朱元璋虽然起家南方，却要作天下的天子，而不是淮西的天子或者江南、浙东的天子。这是朱元璋最值得钦佩的地方。（明初开科取士，因为北方学术确实与南方有差距，而有所谓南北榜案。朱元璋对主管科举只取南方的主考官杀掉，而重新开考，只取北方士子。但南北学术差距确实存在，于是明朝就有了南榜北榜，来保证北方能有相当的士人进入政府，从而使政府具有代表性）。这跟清朝的旗人本位政策，是何等的天渊之别。

曾经读到过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里面以翔实的资料给我们展示了明代的另一面——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但是明儒空疏之病确实甚深。这恐怕不是“ 四书五经”对士人束缚的作用。而是士子对朱熹学说的反感，而有明代学术的代表----阳明学派的出现。王阳明本人是一代大儒，其学说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本是惊天大事。但是这种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在大儒那里会成为治世良法，但在一般末流那里，却无法得到其精髓。因为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途径是内求于心，心外无物。于是王学末流遂以王学为旗牌，过起了酒肉和尚的生活。既然心外无物，王学末流也就全不读书，只是参禅一般去“致良知”。于是明儒空疏遂养成大患。

但是四书五经八股取士作为一项取士制度，到明末已经300多年，确实已经到了弊端丛生的时候，是应该改革了。明朝的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已经走到了头，而他后面的朝代却不加改革，这个罪名却无法加到明太祖头上。否则，这样推演下去，我们会得出宋太祖是中国文弱的根源，因为是他推崇士人的。我们也会得出墨子、《易经》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只有归纳法，而没有西方的演绎法。如果这样找到根源的话，怎么去对症下药？难道不再推崇士人让士人接着去当臭老九才能唤回中国人尚武的精神？或者将易经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能使中国科技赶上来？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九：有个说法叫清承明制，那么是否清朝是明朝完全的翻版呢？

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一代雄文，本人无意模仿其规模，但在此借用其关陇贵族升降解析唐代史事一法，来看看清代的制度如何。看看明清是否一致。

清代各部官员为满汉尚书各一，侍郎各二，大学士也是满汉各半，外省督抚者大都是满蒙贵族，而汉人地方官的势力，要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朝中央没有力量镇压后，才重新升起。所以清代政治虽然有汉人参与其中，实际权利仍大多由旗人包揽。但是满蒙贵族特别是后期的八旗子弟与关陇贵族的素质和开阔力完全不能相比。而且唐代政坛也并非关陇贵族一家独占，无论高祖太宗，还是武后玄宗时期，政权都是更具有全国性的，而且出任三省六部官员的政治家，多是全国公开选拔出来的干练之辈，并不专宠一家。

那满蒙贵族呢？其清朝入关时候，不过刚刚建立皇权制度十几年，其文明进展至多相当于中国周秦之时，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一书，对满蒙士人多有论述。其中指出，满蒙士人虽然登科举，但其身份与其旗主仍然是奴仆关系，清朝有一日为主，终身为主的说法。这样的士子已经是满蒙贵族中最先进阶层了。以出身主奴思想严重的满蒙翰林为主体的满蒙官僚，能有什么士大夫精神呢？哪里允许这些汉族士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是皇帝和满蒙贵族的事情。八旗旗主王爷及其后裔的享乐意识和“国家主人翁”的思想，则又根深蒂固。八旗子弟一词，含义众所周知。如此群体，而为清朝极盛时期掌握实权的官僚主体，虽然号称康乾盛世，也不过是一个生产力见量不见质的虚妄盛世罢了。没有思想文化、科技相应的支持，这种盛世又怎么能持久呢？道光以后就是没有外敌入侵，清的灭亡也不远了。

汉人对政策的确定基本没什么权利，文人学士在清朝的地位，不过如优伶一般，点缀太平而已，要知道康梁变法的大罪，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可见汉族士人的实际地位。

而明清皆有文字狱，这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严重罪行，我没有对他们五十步比百步的想法。但是明清文字狱，却有根本上的不同。

明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洪武年间和永乐之后几年。而且除了方孝孺之惨烈外，其他文字狱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算太久。对明朝整体实力影响不是很大。而清朝文字狱则是对中国文化伤筋动骨的摧残了。明史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加上清初的科场案，哭庙案，奏销案，前后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受刑文人遍及全国精英，若论明清皆有文字狱而视之如一，那可就是忽略了质变与量变的根本差别了。一个人判十年徒刑，出来仍能自立，生活，若判个五十年一百年，可就要绝后了。如果十年动乱不是七十年代中期及时结束，随后及时恢复高考，再运动个几十年的话，老一辈学者相继谢世后，中国传统学术可就要真绝了。

清以前，晚明的思想运动，王学左派、顾炎武、黄宗羲对明朝皇权提出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有许多政策、学术上的建议和探索。在清朝士人眼中，这些人都成了无父无君之人。所以清朝这一个半世纪文字狱的杀戮，彻底扭转了晚明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而重新回到了极端皇权的时代。杨珍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对清朝皇权的集中，有相当精彩的阐述，明朝虽然朱元璋废相，而一度集大权于一身，皇权达到顶峰，其后皇权却是不断削弱的过程，内阁逐渐有相权之实。而清朝则从建国到乾隆，一直在不断的强化皇权，直到在外国势力的打击下丧失部分主权后，皇权才逐渐削弱，而这个削弱也首先是因为主权的丧失。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绝对不是一句“清承明制不详说”所能解释的。清朝末年的思想解放与反思，是在外国思潮的影响下兴起的，与明朝完全自发的思想解放与反思，价值完全不同。晚明的思想反思，说明中国传统思想，在明朝制度下是可以自我修补的。而清朝的反思则直到外力冲击才显露出来，才说明了清朝政治高压下，对思想的强有力控制。

本来清儒对明儒的反思后，走朴学的扎实之路，讲求实证，学风非常正派大气，顾炎武，黄宗羲为清初学者起了个好头。但是连续一个半世纪的文字狱，杀的士人缄口不敢谈时事，讲求实证的治学思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便埋头故纸堆，虽然清儒有考据的巨大功劳，对中国学术全面的整理，但因为无法在现实中有所发挥，而成了死学问。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将晋以下视为真理的《古文尚书》，一举证明乃是晋人伪作。这绝对是巨大的成就，可以同意大利历史学家瓦拉发现罗马教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依据《君士坦丁献土》文件为伪造的成就比美。但在清代竟然对思想界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只引起考据学上的轰动。清儒学问成就虽高，却于经世无一用。“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在乾嘉学派尚称昌盛的时代发出，正是清朝连续的文化高压下的结果。

明儒空疏而不读书，清儒专注考据而不联系实际，恐怕才是明清儒家学者两代最大的弊端。明儒空疏实在不能讲是他们读四书五经读的。而确实是八股文应该改革了。而清朝学者不联系实际的弊端，则确实是清朝文字狱的效果了。

十：清军扬州大屠杀的多方面史料证明

史籍的记载

《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

《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 （雍正《扬州府志》卷３４）《明季南略》卷４：“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多铎，将扬州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统治者。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诗歌的愤慨

扬州屠城后，明末吴嘉纪有一首《过兵行》诗，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抗清志士顾炎武在《酬朱监纪四辅》中写道：“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樽前叹式微。”

书画的再现

《一段悲壮的历史——〈追远图〉及其它》（《扬州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史可法纪念馆祠堂东侧平橱内，陈列有一长卷，是为《追远图》。此图长约７０厘米，宽２０厘米，图前有一行小字：负罪抱恨男笏书（本名典）百叩（扌文）泪敬摹。图中段题记云：宅后澄潭，弃子尽节，显妣张孺人存年二十有七岁，生于巳未年二月初巳时，殁于乙酉年四月二十六日亥时。图中扬城烽火连天，惨烈异常，清兵旌旗摇曳、剑拔弩张。宛虹桥、地藏庵、藏经楼等建筑清晰可见。读图后《扇梳记》可知，此图为图中潭边小儿长大后，追忆其母澄潭尽节的写真画。其母张孺人，时年２７岁，丈夫史似兰早逝，遗孤（扌晋）臣（画中潭边小孩）年仅１０岁，清兵进入扬州城后，其母恐遭清兵所辱，准备全节自尽，携（扌晋）臣至屋后澄潭，此时，儿牵母衣，母抚儿头，母子依依，相对悲泣。母乘子不备而投水。（扌晋）臣奋力救援，终因年少体弱，力不能及，亲见慈母沉入清潭之中。（扌晋）臣长大以后，在其外祖父处得其父生前使用的残扇一柄，后又在其乳母处获其母生前使用的断梳一把，睹物思亲，追忆往事，绘图如前述，名曰《追远图》，后人又称其为《澄潭尽节图》。”

小说的实录

如果说《追远图》是绘图版的《扬州十日记》，那么另一扬州人石成金的小说《雨花香》中的记述更令人信服：“大清兵破了扬州城，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可怜这些男女，一个个亡魂丧胆，携老抱孩，弃家狂奔，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但扬城西南二方，兵马扎着营盘，只有城之东北邵伯一带地方，有艾陵湖十多里水荡，若停船撤桥，兵马不能往来。只有南荒僻静小路小渡可通桥墅镇，走过桥墅镇，便是各沟港乡庄，可以避乱。”虽然只是作为背景交代，也很有震撼力。

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２月第１版）介绍：作者石成金，字天基，扬州人。生于顺治末，活至雍正十年之后，约当１６６０—１７３６年间，其“著书九十二部，不啻数十万言，流传天下。”

外国人的旁观

“扬州十日” 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其惨烈程度为天下所震惊。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１６１４—１６６１）《鞑靼战纪》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鞑靼战纪》的作者汉语名字为卫匡国，字济泰。清军南下之时，他正流寓江南。其书于１６５４年在荷兰、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出版，可能是最早向世界揭露“扬州十日”惨剧的。

抗争的印记

在民族危亡之时，有相当多的扬州人选择了与清军“以死相争”的英勇壮举。据《明通鉴》载：清军攻入扬州城后，“扬州知府任民育，绯衣端坐堂，遂见杀，合家男妇尽逋井死。同知曲从直与其子死于东门。总兵刘肇基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后骑来甚众，力不拔，与副将乙邦才战没。”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清军围攻扬州城之时，“副将马应魁，领旗鼓，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抱国’四字于背。扬州破，战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禄，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其实，为反抗满清暴行而死者，不仅有南明的将士和士人，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市民。其中有医生，商贩，渔夫等。如市民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同上）

最后说一下，《扬州十日记》虽然清朝统治者大力禁毁，名列乾隆时期四库禁毁书目之中 但民间仍然有义士保存下来，李慈铭（1830～1894）和杨凤苞（1754—1816）均在其著作中提到自己读过此书。所以《扬州十日记》并非是清末革命党人才从日本找到的。

最重要的是，连刽子手自己都承认了扬州大屠杀。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