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丑时，康熙帝在畅春园清溪书屋驾崩前，宣布了人生最后一道谕旨：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这是成书于乾隆六年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所载的康熙指定继承者的最高命令。此同近年亮相于辽宁博物馆的“康熙遗诏”中的记录：“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大同小异，只多了对身后国丧事宜的安排：“即遵舆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所谓康熙遗诏，署名时间为康熙驾崩之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而从内容来看，实为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扬“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正统思想的面谕“增删、修改润饰而来”（王钟翰《清圣祖遗诏考辨》）。

面谕在文末标示“若无遗诏，无非此言”（《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斯言不会出现在遗诏中，但长篇累牍的升级版遗诏，还是在强调康熙加强满汉关系，又首崇满洲的既定思想。

康熙帝

这对后来雍正为了正名自己得位之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强调的“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有着鲜明的影响。雍正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彰显自己继承了康熙遗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良运动，却仍然贯彻执行了康熙的政治思想。

当然，成书于雍正朝的《清圣祖实录》，也基本收录了“康熙遗诏”内容，同时与《清世宗实录》，一样详细记录了宣谕现场的见证者：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七子淳郡王胤祐、八子贝勒胤禩、九子贝子胤禟、十子敦郡王胤䄉、十二子贝子胤裪、十三子胤祥及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

嗣君、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却不在场。而作为胤禛的反对者胤禩集团骨干成员，除了老十四胤祯领兵西征外，其余皆在场。另外，还有不曾参与储位之争、后被胤禛晋升和硕淳亲王的胤祐，以及有夺嫡嫌疑而与胤禛格格不入的胤祉。

宣读遗诏，主角缺席，但旁观者，尤其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胤禩、胤禟、胤䄉在场，足以让雍亲王升为雍正帝，有了一份合法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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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否重演了一次清版烛影摇红，这是一桩历史的疑案。

就连对雍正入承大统极尽谀颂之词的萧奭，也在《永宪录》卷一中谈及，甲申戌时，康熙驾崩，“晏驾后，内侍仍扶御銮舆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而在第二天午时才宣读大行皇帝遗诏，以其“为人贵重，事朕以孝，政事皆好”，而“堪膺大任”。

究竟是康熙临终前宣读遗诏，还是康熙驾崩后再读遗诏？此为真假是非的关键所在。

萧奭为乾隆初年人，自称草泽臣，对宫廷秘事未必了如指掌。他可能读过雍正帝撰写的《大义觉迷录》，再以公开康熙遗诏为是。而在公开遗诏，康熙确曾有对诸皇子及隆科多宣谕一事，不为外人所知。

雍正

雍正已然是最后的胜利者，即以年号昭示雍亲王得位之正。

倘若康熙驾崩时，并不是指定雍亲王，而是要传位于传说中的暗定储君胤祯，那么以当时势力最强且改为支持胤祯的胤禩集团，断然不会给老四机会。即便他得到了掌管京师卫戍力量的隆科多的支持，亦于事无补。

胤禩不但有老八胤禟和老九胤䄉的财力支持，领兵西征的抚远大将军胤祯也与他往来密切。而在内阁三位满洲大学士中，马齐（首席）和萧永藻曾是胤禩的支持者；侍卫处六名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首席）、阿尔松阿、满都护也是胤禩的拥虿；就连管理皇家事务的宗人府，宗令简亲王雅尔江阿、左宗正贝子鲁宾、右宗人辅国公阿布兰，与胤禩往来密切。

据后来胤禛惩罚隆科多的诸多问题来看，隆科多曾在康熙朝支持胤禩为太子。他虽然最后支持胤禛上位，但对于胤禩还是敬畏有加的。

胤禛在旗势力，就是与诸王公共管的镶白旗。而八旗中有多位满洲都统，如掌管镶黄旗三旗事务的胤䄉、镶红旗满洲都统苏努、镶蓝旗满洲都统阿布兰、镶白旗满洲都统吴尔占，和正白旗满洲都统满都护，以及胤禩在封且有妻家兼领正蓝旗的岳乐子孙，都是支持胤禩的宗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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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胤禩集团火拼，或者冒大不韪与诸竞争者进行生死较量，胤禛势力不济。

唯有一道康熙指定嗣君的谕旨，才可以让胤禛获得上风。

缘于胤禩势力最强，故而雍正即位后，第一时间命其为首席总理事务大臣，进位和硕廉亲王，排名在雍正心腹、和硕怡亲王胤祥之前。这是雍正对胤禩的极力拉拢。

如果康熙临终前当着诸皇子和大臣，并非指定胤禛为继承者，那么胤禩不会投鼠忌器，而胤禛也不敢妄动。

而胤禛的妻兄年羹尧，虽然在康熙六十年升为川陕总督，拥有一部分兵力，并掌握了西北大军的后勤补给，但在康熙旨意不明确时，也不会铤而走险。

至于后来胤禛“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那也是在康熙选择了雍正之后的事情。故而，雍正命胤祯返京奔丧、年羹尧接管西北大军的通知，不是新皇帝的谕旨，而是以胤禩牵头的总理事务大臣团队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