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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资料图

原文首发于438期《法治周末》10版

1898年9月28日，戊戌变法失败。至今戊戌变法已经120周年。两甲子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改革。光绪帝推出一系列新政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并创办报刊，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同时，他支持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这场改革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到1898年9月21日结束。9月21日深夜，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随后，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法治周末》就这场改革的前因后果以及失败原因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

为什么会有戊戌变法

问

法治周末：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还有其他一些战争，但是清朝政府全部战败。其中，甲午战争失败对清朝的刺激最大。你觉得甲午战争是导致戊戌变法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吗？

答

杨天石：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不断战败，每次都是刺激，刺激中国人要发奋图强。这是个累加的过程。为什么说甲午战争刺激最大，到了爆发点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是学习中国文明起家的，等于是原来我们的学生，现在学生居然把老师打败了，这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第二，在清政府眼里，日本是蕞尔小国。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国，败在它看不起的一个小国的手上，这是中国人更加不能接受的。另外在《马关条约》中，日本逼迫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赔款数量很大，超过了以前历次赔款。

更重要的是中国割去了土地，包括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这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起家的地方，连“龙兴之地”都要割给日本，这是奇耻大辱。当时出了一本书叫《普天忠愤集》，从“普天忠愤”4个字，可以感到当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高昂的义愤情绪，要救亡、要图强、要变法的呼声就空前高涨了。

问

法治周末：关于甲午战争还有一种说法。洋务运动的时候，清朝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器物方面着手，想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是自强运动的延续，是它自然的延续。所以改革到最后，必然要变制度。你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答

杨天石：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生产力，引进科学技术，路子是不错的。问题是只抓经济、生产、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改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康有为包括更早的冯桂芬，还有郭嵩焘、郑观应，这批人都是这种主张。但清朝政府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边往前走。

戊戌政变为什么会发生？就在于改革派试图把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

戊戌变法坏在康有为两本书上？

问

法治周末：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之前，做好了很多理论准备。比如，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但是，那些正宗的儒家学者都把它们视为异端学说，为什么？

答

杨天石：第一，康有为想为他的变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托古改制。他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搞改革的祖师爷，以争取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官僚的同意。因为孔子是当时中国思想的权威，如果孔子是改革的祖师爷，那我们跟着老祖宗学，搞改革，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康有为是企图利用孔子，为他的变法改革找寻一个保护神。

至于《新学伪经考》，他是想把儒家的经典，传统的儒家学说，说成是王莽、刘歆等人搞的，是假的，企图以此推翻儒家的理论体系，为他推行自己的改革理论找寻合理性。但是他的这两部书都得不到舆论赞同。

不管康有为怎么对孔子进行“化妆打扮”，但在理论上、历史实际上，都站不住脚。学者汪荣祖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原因，他认为就坏在康有为的这两部书上，一是科学上站不住，二是知识分子不相信。

问

法治周末：有人认为康有为想搞君主立宪制，还有人说，康有为想在原来的旧制度上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你怎么看？

答

杨天石：从康有为构想未来世界的《大同书》来看，他的理想很高、很远大。说他是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都可以。他设想，在未来的世界里，君民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没有君主制度。但是，《大同书》长期没有完稿，后来写完了，又长期藏着，不肯拿出来发表。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康有为的脚步又很谨慎。他最初确实想搞君主立宪，召开国会，建立议会制度，这是康有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目标，是在上皇帝书里正式提出来的。这份上皇帝书跟他的《大同书》中的理想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要看到康有为的两面：一方面，他有高远的空想。毛泽东讲过，康有为设想了一个大同世界，可是康有为找不到走向这个大同世界的道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面，康有为走了一条比较稳妥的改革道路，而且是不断地后退，不断地减弱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但是他没有想到，连这一小点可怜的改革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问

法治周末：戊戌变法当时出台的改革诏令，数量很大、很密集，103天里面居然下了110道。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出，光绪和康有为都急于要改变现状，但是按照清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权力格局，这些改革还是过于急切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答

杨天石：光绪皇帝操之过急，稳重不够，这也是我的观点。按照清朝的规矩，普通的老百姓，级别较低的官员，都没有给皇帝上书的权利。光绪皇帝急于听到意见，扩大议政范围，下诏说，官员、平民的奏章，要马上往上送，不许阻拦。诏书下了，礼部主事王照马上响应，上书言事，但是礼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们不听，居然拒绝代递，而且和王照在礼部的大堂上吵了起来。

对这样一件事，光绪皇帝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但他却要“议处”，研究惩罚办法。大学士徐桐提议“降三级调用”，这个处分本来已经够重的了，但光绪皇帝仍然嫌轻，一下子把部长、副部长6个人(其中满足3人，汉族3人)全部罢免了。

光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他实际没有这个权力。当时，这个权力在慈禧太后手上，光绪事前不与慈禧太后商量，慈禧太后当然不愿意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礼部尚书怀塔布的夫人是陪慈禧太后打牌的。光绪皇帝见慈禧太后也许还有点不方便，不是随时可见，但是怀塔布的夫人要见慈禧太后很方便。所以，怀塔布被罢免以后，本人就立即到天津与荣禄商量，告了光绪皇帝一状。怀塔布的夫人则同时找到慈禧太后告状：听说皇帝要“尽除满人”，老佛爷，您可得作主啊！这就是在要求慈禧太后出面干涉了。

康有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问

法治周末：让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

杨天石：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是由于八月初三杨崇伊的上书——这应该是直接的导火线。杨崇伊上书后，慈禧太后立即回宫发动政变。杨崇伊很高兴，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当天晚上成为荣禄的座上客。

康有为的计划是：第一步，由皇帝以红色“朱谕”命令袁世凯，立即将荣禄“正法”，然后以袁代理直隶总督，张挂告示，宣布荣禄罪状。第二步，封禁电局、铁路，率兵入京，以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一半兵力守卫皇宫，以湖南好汉毕永年率领敢死队入园，捕杀慈禧太后。

八月初三夜，谭嗣同访问袁世凯，告以计划的主要内容。袁世凯问：包围颐和园干什么？谭嗣同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他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当时，谭嗣同声称有“朱谕”在手，袁世凯要看“朱谕”。谭嗣同拿得出来的只有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抄件，其中只有“另议良法”的希望，并无“诛荣”“围园”之说。这些自然不可能使袁世凯相信。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杨崇伊八月初三的上书，政变在先，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在后，袁世凯是知道慈禧太后已经“训政”——政变了，然后才向荣禄告密的。八月初五日晚间，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

同日，袁世凯回津，立即拜会荣禄，“略说内情”。六日一早，荣禄主动来见袁世凯，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所述康有为的“围园”密谋。当时，他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发生政变。

为什么这么说？慈禧太后训政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下令抓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下令抓谭嗣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慈禧太后最初不知道谭嗣同他们有一个“围园”密谋，等到杨崇伊到了天津，从荣禄处得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慈禧太后才于初八日凌晨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等人，而且抓了之后，迅速决定，不用审判，马上就砍脑袋。

前些年，我就写文章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扩大了镇压面，加大了镇压的力度。

问

法治周末：回头来看，康有为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围园捕后”，这个行为有非常大的风险。有人认为，康有为这个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你怎么看？

答

杨天石：康有为早做了准备，在此之前，他意图抬高光绪皇帝的权力，抬高君权。所以，他给光绪皇帝送了两本书，一本是《俄彼得变政记》，一本是《日本变政考》。送给光绪这两本书的原因，就是让光绪皇帝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靠自己的权力控制局面，进行改革。

在当时，如果光绪皇帝是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这条路最后是能走通的，问题是光绪皇帝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大权在慈禧太后手上。同样，如果当年康有为的“围园”计划成功，把慈禧太后抓起来，变法也可能成功。

问

法治周末：那你认为康有为成功的可能性多大？

答

杨天石：从兵力上看，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新军只有7000人，自然敌不过荣禄统领的各类北洋兵。当时在京津地区不仅有聂士成、宋庆的淮军，而且有董福祥的甘军，北京京内还有旗兵。康有为、谭嗣同所设计的先杀荣禄，后围颐和园的计划是愚蠢的纸上谈兵。杀荣禄固已不易，率领新军从天津到北京围园，也更非易事。袁世凯之所以不敢接受康有为的计划，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兵贵出奇。如果以奇谋出奇兵，也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因少数人的“兵变”而成功的例子。问题在于慈禧太后动作快，她先下手为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手上都没有兵。他们挑选的敢死队队长是毕永年，估计顶多只能雇佣数十人，自然不能成事。

慈禧为什么扼杀戊戌变法

问

法治周末：当时，英国人赫德就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这样一来，只形成了“口水改革”，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答

杨天石：这种意见有道理，但是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光绪皇帝无权、无兵，在罢免六堂官事件上操之过急，处分太重，没有争取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的同意。

当时，同情变法，同情光绪皇帝的比较稳重的军机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了。这件事，我相信光绪皇帝没有和别人商量过，纯粹属于个人独断。一方面，把那几个部长、副部长给罢免了，打得很重；另一方面，迅速提拔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4个人进入军机处，职位虽不高，但进入决策圈，也没有经过慈禧太后的同意。所以我认为，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热情可佳，但操之过急，失于稳重，不讲策略，没有考虑到会激起保守派迅速而激烈的反对。并且，他本人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可以善后。

问

法治周末：在戊戌变法的操盘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4个人里面，严复应该是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人，因为他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但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主要是康有为在主导，严复处在边缘。汪荣祖先生认为严复吸鸦片，所以比较消沉，你怎么看？

答

杨天石：严复主张渐进，他认为要变法，关键是开民智，要提高老百姓的智慧和文化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缓慢、渐进、稳步前进的过程。

严复后来为什么很落后？他就是过于稳重了。康有为有时也稳重，但戊戌时期，他总的特点是希望快，希望迅速成功，以为抓住光绪皇帝就可以雷厉风行，迅速打开局面。这是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问

法治周末：清史专家于善浦先生认为，人们后来把慈禧妖魔化了。

答

杨天石：我认为，不能把慈禧太后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顽固派，慈禧太后有几点还是可以肯定，第一，英法联军入侵时，她主张抵抗，反对向热河逃跑；第二，慈禧太后是支持洋务派的，有她开明的一面。

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这是千古未有之变，给了她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要搞“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要发展经济，要奖励实业，要预备立宪。这些方面，似乎慈禧太后和清政府都在进步，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康有为他们当年的主张。这些自然可以适度肯定，但是不宜夸大。

要看到，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这些做法，其目的都在保证“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其次，“立宪”有九年“预备”期，搞的是预备立宪，不是迅速立宪。

慈禧太后的底线在哪里？第一，不能损害她的权力；第二，不能够损害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第三，不能搞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不能触动专制主义政体的根本。在这些前提下，慈禧太后可以赞成变法，但康有为和光绪做的这一套，恰恰违反了她的底线。不触动这三条底线，变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如果是张之洞来操盘，也是这个样子，大体上不会超过自强运动的水平。

戊戌变法为什么难以成功

问

法治周末：晚清的政治制度变革，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清廷开始被英国人打败，后来又被英法联军打败了，后来甲午海战又惨败。在这些惨败之后，士大夫知识精英会产生一种很焦虑的心理，所以非常激进。你怎么看待这种历史语境下的激进？

答

杨天石：前些年，有一些议论认为，只要按照清政府新政的那条路子就可以走下去，所以辛亥革命没有必要。这种意见在这两年里好像有发展的趋势。但是，在满洲贵族集团已经非常腐朽、昏庸和保守的情况下，等待清朝政府来搞君主立宪，把权力交给人民，等于与虎谋皮，可能性有多大？从它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9年，从它坚决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搞“皇族内阁”等方面看，等待它“自改革”，要等待多少年？几十年、一百年、两百年，都是可能的。

问

法治周末：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因为几千年的君主统治，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是否就是光绪、康有为搞戊戌变法难以推进的原因？

答

杨天石：这个我同意。金观涛、刘青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帝制的终结》一书里，曾经将中国的“中古社会”定义为“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小农经济”的结合体。

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但也十分严密、十分稳定的制度，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是一种极为稳定，发展极为缓慢的经济模式。没有新的生产力，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商人、资本家、资产阶级永远发展不起来，社会就无法转型。

经济上的“超稳定”和政治上的“超稳定”，两者结合，这个社会也就极为凝固，形成“超稳定结构”了。

问

法治周末：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不管是自强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好，清末新政也好，这些变革没有一个成功的，如果将戊戌变法作为一个个案来检讨，你觉得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折，主要是在哪里？

答

杨天石：中国人急于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的国家，这和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有关。因为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中国人当然希望迅速改变这个状况，这是好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不能把稳步前进视为落后、妥协、折衷主义。须知，激进主义超越现实，超超可能，也常常坏事，带来许多问题和危害。多年来，我们对于激进主义的危害性研究不够，这是缺点。

有些改革方案，本来是正确可行的，可是被激进主义否定了。譬如说，对于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和它在一定时期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否定的。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主张对资本主义“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主张“公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为用”，这些都是适合时代和国情的正确主张，但被认为“不彻底”。这个教训应该永远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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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吴昊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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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法治周末（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