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门 历史上最早叫揟次，是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置县时的县名。王莽时期曾称播德，东汉复称揟次，北周（557年）并入昌松，先后设县近六百八十年。明初叫做哨马营，正统三年（1438年）改为土门沿用至今。

据《汉书·地理志》苍松县注云:“南山松陕(音峡)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由此得知，汉揟次在今古浪县城以北，即土门一带。揟次，从字面理解，揟，同沮，《正韵》谓沮“止也，遏也，坏也。”今译乃克敌不用众多步卒，而以水阻遏。次，《礼记》注曰“舍也。”“指行军在一处停留三宿以上。”今译乃长期驻军的地方。这样看来，揟次就是以水设防并长期驻军的地方。自那时起，这里便屯军移民，纳入了西汉的统治范围。



王莽时期，于公元14年将揟次改为播德。播德者，施行德泽也，但用在地名上其实另有一层含义。王莽更改地名是全国性的，原因是他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不仅通过改地名否定前朝，而且采用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颠覆了此前诸代的德性，将汉朝土德改为火德，自称“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使他的政权变为土德，既等同黄帝之德，又顺承汉家江山。但随着新朝的灭亡，东汉又恢复了揟次原称。



东晋初期，揟次以一则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这是迄今发现记叙土门的最高级别文献。《晋书·张轨传》称：“太宁元年（323年），有黄龙见于揟次之嘉泉（即今泉脑）。”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图腾和象征。史书记载的黄龙，与1971年当地群众掏泉时挖出的恐龙化石高度吻合，因为它的出现，不仅为前凉文王张骏的继任奠定了基础，也为这里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提高了历史知名度。



北周末期，揟次并入昌松（即原苍松），经过隋唐二百年辉煌，到唐广德二年（764年），被吐蕃占领，之后虽然名为北宋西凉府属地，实际上由吐蕃自置官吏统治，及至西夏割据，这块土地同整个河西一起游离于中央政权四百六十多年。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这里被蒙古人占领并进入元代。元朝对甘肃的社会经济破坏很大，人民除被杀掠，多逃亡流徙，田地荒芜，道馑相望，元末古浪（当时称和戎巡检司）已是“居人逃散，和戎境虚”。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被统一于大明版图。



明朝初期，再次移民河西，复又实行屯田。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命令在“甘州、凉州等卫屯田，岁谷种外，余粮以十分之二上仓，给守城军士”，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与此同时，在洪武六年（1373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四十五年里，先后以山西洪洞县为出发点，向全国五百多个县移民十八批次，古浪为其中之一。据《明史》、《明实录》记载：晋王朱棡多次带山西军出塞外筑城屯田，其中“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人往塞北筑城屯田。”包括到“扒里扒沙、暖泉、哨马营等处，且屯且耕，以拓疆土。”这是史料中首次出现哨马营称谓，说明明朝在土门的移民即属洪武二十八年正月那一批次，有句流传在当地的骂人话“春伐军”，抑或便是证言。

哨马营，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巡逻、警戒之骑兵驻扎的营盘，它与其地东南方向的马场形成一体，是朝廷养军马、设兵营的地方。然而，哨马营为什么被改为土门，民间有多种说法，包括移民旧地说、地理特征说、标志建筑说等，但这些都是传说，而史料的记载却是这样表述的：明正统三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罗亨信在督战攻打狼山、兀鲁乃池，挫败蒙古进犯之敌后，凯旋途中，经哨马营并为它改名土门。一个当时不足千人的小地方由朝廷命官亲自为其命名，并且留于经传，的确实属罕见。问题是他出于何种理由，至今不得而知，留下的猜想空间很大。于是，笔者偶发奇思：是否是罗大人打了胜仗，兴致勃勃地从蒙古属地返回大明国土，途经这块富庶之地，由此进入了大明王土之门，也就是前述德性的土德之门，便欣然命名，也不得而知。

土门，从最初立县到当今设镇，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建政历史，其中被命今名也已有五百七十年之久，期间有衰有兴，有伤痛也有欣慰，经一代代生民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留下了如真如幻的故事。囿于资料和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土门命名之后的历史予以回顾。

废哨马营，招鞑虏祸。洪武初年，河西属陕西都指挥使司统领，下设卫，哨马营属庄浪（今永登）卫。当时的防御设施，一是修筑长城（区别于秦长城，时称“边墙”），二是增设烽墩。这些防御工事的加固和新建，虽起了一定作用，但未完全阻止异族的入侵，以致明朝一度战乱频仍，“甘、肃尤遭焚掠”，不少地方“庐舍已空，有土无人”。就土门而言，废了哨马营似乎是一个战略性错误，那就是军事机构撤除后，虽然在古浪设了守御千户所，一度还在双塔设有守御所，两所并存，但这些军事机构主要防御了番邦，却忽视了鞑虏，给不服亡国的蒙元后裔以可乘之机。于是，他们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卷土重来，以假牧为名，长期侵扰，“窃据肆螫不已”，时间长达八十多年。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放火烧山和堵塞泉眼的对策，本想使入侵者“无水草可恃，不攻自退”，结果草原被毁，强寇未退。当地民众为了躲避战乱，拖儿带女向南部山区逃徙，求其生存，又不得不毁林开荒种地，伐木建宅筑屋，砍柴煮饭采暖。入侵者为了掠夺粮食、牲畜等财物，经常派骑兵出击，山民为了防御，在制高点上修筑哨墩，发现漠北骑兵入侵，便燃放烟火报警，而后逃入山林，入侵者无所收获则举火焚林。这段历史，对土门及其南部山区生态环境破坏是毁灭性的。

兴于明末，盛于清初。土门的再次兴盛，起步于明朝末期，鼎盛于清朝前期。从国家层面看，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驱逐鞑虏到明末的四十多年，消除外患为土门兴盛奠定了基础，而从清顺治到同治年间的二百多年，长时间稳定的社会大局则为土门兴盛创造了条件。从经济结构看，乾隆时期是商品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土门因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又处在河西走廊的物流要冲，自然便成了有名的商品集散地，其时“民户多于县城，地极膏腴，商务较县城为盛。”从人口发展看，自明嘉靖年间古浪全境的300来户、600多人，发展到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6393户、65510人，约二百年人口增加了100多倍，自然增长加上商贾云集，估计当时土门应在2万人左右，而且人口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除明初军屯移民的农耕老户外，以陕山为主、京津江浙湖广为辅的各地商人、匠人纷来沓至，成了土门的新户，不仅数量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带来了先进的观念、知识、技术、文化、习俗，并经过与原住户的逐步融合，产生了优化效应，使之人才辈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仅以历史遗迹为证，自有了明代的长城、城堡，紧接着便有了城堡门楼、钟楼、角楼，以及玉祖台、宝塔寺、三官庙等一批古建筑。到了清代，诸如罗汉楼、三教楼、灯山楼、魁星楼、文昌楼、财神楼、春秋阁、斗姆阁等几十座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显示了土门的再度辉煌。

毋庸讳言，在明清时期的土门发展史上，有两大因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运销食盐，二是种植大烟；前者无可非议，后者不甚光彩。

运销食盐，历史久远，最后一次复兴则是明万历时期驱逐鞑虏后，筑起了东西长城，打通了商运通道，土门便再度发展为雅布赖食盐销往关中内地的必经之地，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公路、铁路开通。有史料记载，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每年有大量的食盐从这里运出，最多时年逾10万担之盛，凡到运输繁忙的秋冬季节，每天数十个驼队、数十辆马车往返于斯地，那真是一派古道驼铃叮咚、街市车水马龙、商铺鳞次栉比、货物琳琅满目的万盛景象。

种植大烟，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民勤商人传入罂粟籽后，一经试种成功，古浪便成了出名的大烟产区，最盛时全县种植1·2万多亩，且大都集中在土门、大靖一带。民谣说：“家家种洋烟，遍地罂花开，货郎担子埂子上转，刮上板鸦片换绸缎。”种植之多、收入之丰、商贾之盛的情景可见一斑。然而，种植大烟也为吸食者带来了灾难，仅本地就有超过总人口5％的烟民陷入积贫积弱之中，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彻底禁除，才结束了种植罂粟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

这“盐”、“烟”二字，造就了土门一度时期的繁荣，因此在陕山商界和周边地区留下了“要想挣银子，走趟大靖土门子”的传说，其缘由便在于此。

损于战乱，毁于天灾。土门的繁荣，是被战争和天灾扼杀的。据史料记载，同治二年至十二年（1863—1873年），陕甘回民掀起反清运动，起义军杨文治部（号称十八大营）万余人，驻扎裴家营达十年之久，仅同治五年（1866年），“丙寅七月，贼匪大至，民勇数万尽战，殁于土门黄花滩”，可想那是一个多么惨烈的场面！那场战乱导致土门人口急剧下降，不仅战死无数，而且许多商人撤离，使土门再一次走向萧条。后经过五十多年的逐渐恢复，不幸的是又发生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古浪大地震，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许多历史文物遭遇严重毁坏。继而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大干旱、十八年（1929年）的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狗吃狗，鹰雀老鸦嗑石头”、“强壮者逃往他乡，老弱者死于沟壕”、“十室而七空”的悲惨局面，使土门这个重镇遭到了沉重打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仍然处在恢复阶段，记得那时每逢清明便在土门台子孤魂庙前的沙滩子设祭坛、焚骨殖、烧纸钱、奠米饭、办庙会，据说就是从同治年间遗留下来的习俗。因为那场战乱，无数民众战死沙场，抛尸荒野，几乎涉及到这里的每个家族，所以每逢鬼节便拾骨火化，以净化环境，悼念亡灵。

受制风水，得益风水。风水，一般指相地之术，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土门的风水，大到襟祁连、带河西、临瀚海、通丝路，小到三山（砚山、笔架山、鹅头山）高峙，七水（白石头河、马场河、白崖沟河、车路沟河、马石河、西石河、古浪河）环绕，四泉（黑泉、月牙泉、大泉、小泉）吐哺，五谷流香，可谓风水宝地。古代，这三山郁郁苍苍，七河淙淙涓涓，滋润着因水得名的揟次，先后依山水命名了龙窝、砚山、笔架、墨泉之地理名称；依风水布局了“青龙穿甲东壁桥、辕门高挂七星剑”之主题建筑；依名胜归纳了“砚山叠翠、漪泉流饮、坝田犁雨、塔井牧云、河桥夜月、柏台春暮、平沙绿障、断边残雪等土门八景，并且演绎出了许许多多故事，如沙洲城的故事、天涝池的故事、嘉泉龙的故事、落凤柏的故事、清凉寺的故事、七星剑的故事、王府营的故事等等，通过这些故事，一代又一代传承着民俗文化。

抛开迷信化的风水术，直观唯物论的风与水，它给土门带来了诸多困扰，也使土门发生了巨大变化。曾几何时，一场飓风卷黄沙掩埋了沙洲城，虽是传说，但极有可能；五十年前，黄沙以每年7米的速度向南推进，越过八步沙，爬上沙窝坡，大有吞噬村镇、压倒高山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七水干涸，四泉枯竭，使几千年生活在这里的民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困境，这都是风和水惹的祸。好在当今春风骀荡，惠风和畅，民风淳朴，时风日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不仅治住了肆虐的风沙，而且通过打井开发、引黄济土、植树造林，使沙洲城再显于黄花滩，数万干旱山区的农民迁入新农村，同老灌区人民一起走调整农业结构、建设工业园区、发展商品经济、重视文化教育的新路子，从而迈开了奔小康的步子。所有这一切，既得益于风，亦得益于水。这一风一水，改写和正在改写着土门的历史，使古老的重镇焕发了生机，发生了巨大变化，翻开了历史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