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斯诺所说，它“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演出了一场“惊险的好戏”。张、杨两人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但二人还是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张学良小杨虎城七岁，有着与杨完全不同的个性特点。在其父张作霖的宠护下，他拥有优异生活和良好教育，形成聪明、敏捷、任性、自负和放荡不羁的性格。皇姑屯事件前，作为“东北王”的长公子，他有条件接触、了解当时各种先进知识和哲学思想，有机会交往当时代表各种思想和政治倾向的社会人物。同时，优越的生活又使他成了追求享乐的花花公子。于是，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思想追求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同存于一体、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和西方的价值观混融于一身。

与张学良优越的家境不同的是，杨虎城从小就生活在贫困的环境里。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困农民家中。他自幼聪慧，但因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私塾。少年时当童工，16岁时父亲被清廷杀害;在当地，他组织起济贫扶弱的“孝义会”，而后演变成对抗官府、为本乡农民撑腰的农民组织“中秋会”。其后又积极投身革命，屡立战功成为手握一方兵权的大将。

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行军过程携带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地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时间，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纠纷不断，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里，双方经常动手互殴，有时甚至开枪。

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政府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东北军的主力都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的“剿共”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部队。西安城里与周边都驻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军事控制权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东北军初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不但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把杨虎城根本不放在眼里，私下常以“老粗”称之。刚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长官架势。对杨，不是今天下个手令，就是明天打电话找杨去他的总部汇报，关系很不融洽。

面对张学良的傲气，杨虎城动了一番心计。有一天，杨将军集合十七路军精锐部队，在西关大操场举行欢迎张将军大会。杨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大会一开始，杨首先致辞说：“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因为他军务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是东北的大胡子。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杨说，讲到这里，看到张的表情很惊慌)。杨接着说：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

当晚，张学良仅带了一两个警卫人员，亲自到杨家，表现异常亲热，不再是过去那副傲慢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