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南部区域

清朝用兵准噶尔，其南路涉及青海、西藏两地藏教区，双方斗争涉及西藏两派，即拉藏汗与第巴，涉及青海两派，即左翼与右翼，矛盾复杂，关系错综。十六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于蒙古各部广泛传播，蒙藏之间日益密切。１６３６年，格鲁派求援卫拉特，顾实汗率卫拉特蒙古四部联军，自伊犁出兵青海，灭却图汗，占领青海，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折返，和硕特部留驻青海。１６４０年和１６４２年，顾实汗以格鲁派护教法王身份，于康区和后藏两地，擒杀白利土司和藏巴汗二世，逐步统一青藏高原。格鲁派在和硕特部扶持下成为藏传佛教界统治教派。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顾实汗病殁拉萨，是时五世达赖影响增强，与和硕特部矛盾日益加剧，其联盟日渐瓦解，西藏第巴实力扩展，与蒙古交恶不断。噶尔丹完成新疆卫拉特蒙古诸部统一后，遂着手攻打青海和硕特部，对青海进行统一，虽格鲁派上层为抗击和硕特，力挺噶尔丹为外援，但噶尔丹占据青海，必将危及西藏宗教集团，西藏派使阻止噶尔丹进兵。加之准噶尔对中亚哈萨克等兼并尚未完成，准噶尔对青藏的进兵较为慎重。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噶尔丹曾举兵欲侵西海但大军行至哈密“回子之地”，引起清朝高度关注，交涉后噶尔丹撤兵而返。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各立达赖而决裂，拉藏汗以清廷为后援，与青海左翼什巴图尔、察罕丹津爆发冲突，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干涉其间。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二月，策妄阿喇布坦兵侵哈密，拟进入青藏，清朝倾力反击。“策妄阿喇布坦，收其遗孽，仅保伊犁。故尝索俘取地，无取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计袭哈密，入西藏。”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八月，准军绕哈密由阿里出新疆，进人西藏，攻伐拉藏汗。十一月，拉藏汗兵败被杀，清廷遂将用兵重心由新疆移至西藏，出兵救援。然于哈喇乌苏之役，清军损失惨重。

康熙帝对此重新规划战局，军事上调北路阿尔泰一线兵力２３４００人，中路巴里坤一线兵力１７２５２人，南路青藏区域兵力１００００人，胤褪指挥，由三路进军，威慑阿勒泰、巴里坤、西藏三线准噶尔大军。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对新疆准噶尔本部围困固守，陈兵青藏交界地带。“自此内至巴里坤，沿途造堡，每堡驻扎兵丁四、五百人固守，大军照常驻扎巴里坤”。政治上宣传“展拓黄教、护送新呼毕勒罕坐床”，认定格桑嘉措为真正达赖转世，深得青海蒙古民心。谴责准军行侵哈密、斩拉藏、毁寺庙不义行径，以蒙古黄教信徒舆论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孤立人藏准军。宣称“命我子大将军王率京城之满、蒙大军，遣往西宁，为黄教事会同青海人等议，弘扬黄教，拯救土伯特民，将其作为宗旨，伊等应行即行。”，获得青海蒙古和西藏上层支持。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１７２０年５月），清军南北两路大军人藏，准军畏势循逃。九月十四日（１０月１５日），北路军进人拉萨，护送新封敕“第六世达赖喇嘛”坐床，次年一月，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贵族和达赖喇嘛等，因惧准噶參部来年遣兵复来，要求清军酌留驻藏。清廷留清军三千名驻藏在拉萨布达拉宫前河沿筑营十二座，分防紧要关口，清朝直接统治西藏由此开始。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的反乱。雍正帝下诏切责罗布藏丹津，派大兵进剿，并堵截其入藏，罗布爾丹津只身逃往准噶尔部。

清朝于青藏南路的胜利，首要归功对宗教的运用，不信笃武力，“以平靖教务为要事，军旅为小事”，收拾蒙藏民心，并分化准噶尔与青海蒙古，“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故宗教可为军事之辅助，实现武力之不及，其后新疆八旗驻防实施，清廷尤为重视宗教，并纳人军政体系，宗教遂成为清廷辖控蒙古部众，及驻防官兵的手段之一。

４．外交领域

中亚大草原自古为我国游牧政权战略后方，常以地理纵深优势，缓解军事不利因素，使中原军事力量难以深人中亚腹地。准噶尔汗国亦如此，雄踞中亚广袤地带，即使三路军事失利，也可退至西路哈萨克草原区域及周边，但随沙俄东扩，准噶尔战略纵深区域大量收缩。清朝为配合用兵准噶尔，以外交联络各政权、部众，实现战略大包围。遣使沙俄。康熙后期，清朝与沙俄关系处于僵局。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康熙帝病逝，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俄彼得大帝逝世，两国随之围绕各自利益开展外交接触。１７２７年８月，清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１７２８年双方签订《恰克图条约》，明确清俄中段边界，解决清朝所关注的逃人问题，清俄关系遂趋向缓和，有利对准用兵。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九年（１７３１年），清朝祝贺俄皇即位为名两次遣使赴俄，女皇伊万诺夫娜接见，清朝贏得俄方对平准事宜的支持，解除了沙俄干涉清朝征讨准噶尔的后顾之忧，并以通商为筹码，得到战后按《恰克图条约》要求，引渡准噶尔逃人的许诺，进一步孤立了噶尔丹策凌。联络土尔扈特部。

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６月，清廷曾遣使联络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拟说服其东归故地。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雍正帝为配合出兵准部，再遣使土尔扈特，拟说服土尔扈特东归故地，并联合哈萨克人、布鲁特人自西攻击准噶尔，实现东西夹击的战略构想，但因俄国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清准就以阿尔泰山为界谈判中，噶尔丹策零提及“现在与土尔扈特绝不来往，与哈萨克、布鲁特并为仇敌，凡准噶尔部人无不以定界和好为乐者。”说明准噶尔的衰落，已失去对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的控制，并转变为其对立，能够策应清朝对准出兵。乾隆朝出兵准噶尔，是否遣使联络土尔扈特，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交涉哈萨克、布鲁特。清朝平准之前，哈萨克、布鲁特不与其接壤，亦不通使者，清朝拟利用中亚诸部与准噶尔的矛盾，借以牵制准部用兵。哈萨克、布鲁特与准噶尔历史矛盾尖锐，其族众“无不怨之”？。“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恶，故其附近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皆相仇仇。”康熙帝论及“平定吐鲁番后，招安素尔通等处回子，一面通知哈萨克、布鲁特，不但吐鲁番易取，即策妄阿喇布坦亲来亦可剿灭”？，雍正帝认为“（准噶尔）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搆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人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可见清朝视哈萨克、布鲁特为牵制准噶尔之有效力量。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清廷“准噶尔六千名兵丁，去往哈萨克交战，准噶尔战败，其兵败之处，瞒于其众。”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随准噶尔内讧，清廷得知“巴特玛车凌与哈萨克人众往征达瓦齐之处”，认为“达瓦齐势已穷蹙，准噶尔业成瓦解之形，若不迅速进兵，必致哈萨克幸获其利”，？遂采纳阿睦尔撒纳之策，果断令南北两路大军，利用准部内讧时机，及哈萨克与达瓦齐的矛盾，果断出击达瓦齐。

结语

清准关系史为清朝历史重要篇章之一，其研究视角有二，即满洲统治者的清朝视角，及中国历史的“大一统”理论视角，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易混同。准噶尔与满洲同为该时期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于“大一统”体系下具有相同的地位与性质。纵览准噶尔的历史，其统一蒙古、蒙藏的政治目标，统一西北、中亚的军事历程，证明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实为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属性。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历程，亦为杜绝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统一，拆解卫拉特四部联盟的过程，巩固满蒙联，强化清朝统治的过程。其间，清朝逐步消除蒙古诸部的威胁，以八旗、总管旗、盟旗等制度实现“分而治之”，分治蒙古诸部，整合于满洲管理体系下，围绕准噶尔威胁，清朝完成对喀尔喀、青藏、新疆东路的管辖，八旗驻防随之延伸拓展，直至准噶尔政权的覆灭，清朝将疆域推进至巴尔喀什湖西岸，将全部“准部故地”并人版图，清朝版图及八旗驻防格局随之逐步定型。清朝征服准噶尔前后，清廷于新疆统治政策亦几经变化，征服准噶尔前，拟分封卫拉特四部，实施羁縻政策。征服准噶尔后，于驻军问题中有换防至驻防的转变，于治疆政策方面有直省制与军府制的选择，随其后土尔扈特部等卫拉特诸部回归，清朝继伊犁将军后又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形成“双军府”格局，于官兵选派中有全国军事大调整，各地八旗组建并移驻，清廷将所征服的准噶尔故地称为西域新疆，清朝中央管理新疆序幕由此正式开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