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漫谈益发合二三事

作者:刘益旺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

小编注：此文发表于几年前，为旧文，请读者注意。

我是“京东刘家”第六代传人，我父亲是“益发合”最后一任董事长，我也曾一度参与益发合的经营管理，在长春被人称为“益发合少东家”，尤其是我晚年整理过京东刘家和长春益发合的史料，所以有些对此感兴趣的人，便向我问长问短，现今仅就人们问到的三个问题，简略地写一写我的所知和看法。

（一）

我在学生时代，并不关心家中开设的企业，不过，头脑里也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益发合那些掌柜的都是商界的能人，刘家的人乡居不问柜事，坐吃山空，凭介什么办法来控制企业呢？直到我来长春介入益发合的经营管理，才知道父辈年轻时是怎样用旧式商号的那一套“东伙关系”来对企业进行有效控制的。所以，我先说一说益发合改组股份有限公司之前的“东伙关系”。

益发合原属旧式商号，直到民国年间还是典型的旧式商号的东伙关系。“东”指的是商号的“财东”，亦称“股东”、“东家”，是红契上的“东方”。“伙”包括各级掌柜的（统称西方）和所有雇用的从业人员。这种东伙关系即不同于“东西关系”，又有别于“劳资关系”。

在商号创立之初，财东先定资本总金额，东方共作若干股，每股多少钱。每个股东在按投资多少折成股份，这叫做“财神股”，也叫“钱股”。掌柜的们称作西方，西方的领衔者为“领东掌柜的”，西方也作若干股，这叫“人力股”，也叫“身股”，或叫“身份”。人力股又分成若干份（亦称俸），掌柜的们按其在商号里的职位高低，分享不同的“份子”。然后，钱股和人力股按协商好的分红分劈比例（即通常所称的四六、三七、二八分成），求出各占若干股，双方签立红契（或红帐，即协议书，亦称万金合同），写明双方条件之后，便开始营业。当时一般商号的红利分劈都是四六分成，即西四东六，益发合则实行倒四六的比例，即西六东四，对西方甚为优厚，刘家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与本家乡居不问柜事有关，但主要的还是以让利来激发掌柜们的积极性，从而赚取大钱。

益发合初创时期，西方将所得红利总数分为十俸，领东掌柜的韩杏林是一俸五的份子，益发合全盛时期，西方将所得红利分为十六俸，领东掌柜孙秀三是一俸四的份子，其他掌柜依次递减，最少的是一厘份，即便是一厘份，因为每俸分红很多，所以红利也相当可观。因为东西双方分红有比例限制，如果西方放份子太多，东方也要多作股以平衡原比例。结帐后，东西双方提所得红利，剩下的资金总额仍以结帐前红契上资方的出资数，重新开始营业，三年后再结帐。如此周而复始。由于结帐时东西双方都把所得提走，一点积累也不留，最多也不过留点厚成，这是中国旧商号难以发展和持久的主要原因。商号一旦亏损就无法补偿。除资方增补外，毫无其他来源。

旧商号从业人员分为：领东掌柜、掌柜、职员或店员，领东掌柜是财东在商号里的代表，权力最大，握有运用资金和人事大权。同时，他也是西方的代表，负责和东方联系并签定“红契”等。领东掌柜的人选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有好的商业道德；二要能赚钱。对此，财东有决定权，这是刘家乡居而控制企业的关键。其他掌柜的则相当于资方代理人，职员或店员均为雇员，干的好的可提升为掌柜的，叫做“放份子”，当了掌柜的，也叫“吃了份子”。

这种“东西分红”的方式，奠定了中国旧式商号经营管理基础，不难看出它的好处：第一，它实际上就是把经营者的管理才能及其在商界的信誉也看成是一种资本，参与企业的经营也等同一种投资，正因如此，才叫“身股”，它把经营者和投资者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利益均沾；何况企业不盈利，经营者的工薪照拿不误，可谓“旱涝保收”，真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第二，这种“东西分红”的方式，还把所有的经营管理人员（即西方）也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同舟共济，利益均沾。正因如此，在益发合就很难出现贪污现象。试想，全体“西方”人员串通一气，背着财东合伙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个别经理贪污，他一个人肥了，企业亏了，西方集体应得的红利少了，大家眼睛是亮的，一手怎能遮天。这种“一口咬大家”的行径，叫做“坑东灭伙”，一旦事发，必然身败名裂。

第三、益发合的“倒四六”分劈，使得各级掌柜的不愁与财东一样发家致富，孙秀三的家产就超过了仁中两堂的任何一股，即使下面的小掌柜，也能汇款回家，买房置地。以益发合历史上有名的“十二万五开分”为例：那时益发合是每三年结帐一次，1920年结帐，西方身股（即身份子）每俸应得红利12万5千元（银元），领东掌柜孙秀三1.4俸子，分得175000元（银元），当时可在乐亭家乡购置良田3500亩，或买上上等面粉7万袋。即使是一厘份子的小掌柜，也能分到12500元（银元），可在家乡购置良田250亩，在人多地少的乐亭县，有250亩良田，就可以算做中等地主了。当时乐亭家乡有个说法：“儿子进了益发合，见到亲家都不下驴了”。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却也反映出益发合掌柜收入不菲。况且当时对商业道德看得很重，一旦被人揭露有“坑东灭伙”的劣迹，便无人再敢用，前功尽弃，只能回家种地。这就与现在国营企业里的经理、厂长大不一样了，所谓“厚碌养廉”。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五十九岁‘现象’，就象国营企业有的领导人，临近退休，感到自己一生太亏了，想乘机捞一把一样。

（二）

清末民初，在东三省商界，京东刘家与牛家齐名，有“关外牛、关内刘”之说，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这同一历史时期，同一地理范畴，同是从事工商企业的经营，同是商界豪门，其结局却截住然相反，有一枯一荣呢？这里把牛家和刘家做一对比，来说明其中缘由。

京东刘家与船厂（即吉林城）牛家均被列入“中国北方四大家”。其实，所谓“中国北方四大家”的说法是非常模糊的，它所指的是什么时代，包括哪些地区，都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不包括北京“同仁堂”的乐家和山东“八大祥”（瑞福祥）等的孟家，晋商多家，均非常著名，均未包括在内，而山西亢家，不见经传却包括在内。总之，我觉得所谓“中国北方四大家”，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罢了，倒无须认真对待。至于“关外牛、关内刘”之说，我确实不仅耳闻，而且目睹。当记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益发合滚滚财源涌入京东刘家之际，写一下关外牛家的失败及其退出商界，倒是蛮有意义的。

牛家与刘家“闯”关东大约在同一时代，牛家稍早于刘家。牛家是山西人，“闯”关东是为了寻求一条谋生之路。刘家则是为了完成其资本的原始积累。牛家的“升”字号以吉林省城为中心，刘家的“发字号”则以长春为中心，二者均由大车店起家，“升”字号亦早于“发”字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牛家主持柜务的财东是其第四代传人牛子厚（原名秉坤，字子厚），刘家主持柜务的财东是其第五代传人我的三伯父刘毅侯（原名应隆，字毅侯），牛子厚依重主管业务三十多年原庆升原银号的老掌柜孙毓堂，刘毅侯倚重后起之秀孙秀三，二者相近和相似之处颇多，但关键却在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牛子厚吹拉弹唱，无所不精，创办“喜连成”科班，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大贡献；但他毕竟属于纨绔类型，追求声色，妻妾成群，不如刘毅侯受过近代洋学堂的正规教育，旧学亦有根底，处世严谨稳妥，不仅把自家商号看成财富来源，进而还视为一种大事业，素以清末南通张謇为榜样，提倡“实业救国”。刘毅侯所倚重的孙秀三，高瞻远瞩，能与时俱进，在当时的旧商界很难寻觅这样的“千里马”，更何况还有一位伯乐，这就是牛刘两家差异之所在，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张作霖悍然查封“发”字号之后，孙秀三在刘毅侯的大力支持下，毅然转向实业方面发展，1921年和1924年，在长春先后开设了制油厂和制粉厂，1926年益发钱庄改组为益发银行；后来又相继在长春开设制酒厂，在四平开设制油厂、制米厂，在青岛开设织染厂，在天津开设面粉厂、碾米厂。在同一阶段，牛家的“升”字号却因倒把“羌帖”（俄币卢布）而遭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牛子厚不仅未能接受教训，改弦易辙，反而于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逐步将经营大权交给他的大儿子牛翰章，自己“退居二线”。面对企业经营的日趋困难，牛翰章和“原升庆”的大掌柜孙毓堂更热衷于商业投机，铤而走险，以求捞一把，妄图用倒把的方式来挽救因倒把而将倾倒的大厦。但每每事与愿违，赔了钱就只好卖掉几家商号来兑现。家大业大，未引起重视，久而久之，积重难返，趋向没落，1929年至1930年期间，牛翰章大批倒卖黄豆，用电话买空卖空，款项由吉林永衡官银号透支作为后盾。当时，正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黄豆价格猛跌，吉林永衡官银号限期收回贷款，牛家无力偿还，永衡官银号要查封牛家“升”字号企业。面对灭顶之灾，牛子厚气愤异常。此时，正赶上任吉林公署参谋长的熙洽向牛家求婚，于是，牛子厚以求熙洽出面向吉林永衡官银号通融为条件，答应把他最小的女儿牛淑章嫁给熙洽为儿媳。吉林永衡官银号查封了牛家“升”字号的多数企业。经过清查，牛家偿还了私人欠款，将企业的铺底，连同房产一千多间交给永衡官银号抵债。牛家仅仅保住了自己家的住宅和个别企业，此后，经商一百多年的牛家退出了商界舞台，赫赫有名的牛子厚也退出了吉林商界。

而这时，益发合正进入鼎盛时期，滚滚财源涌入刘家仁中两堂，如1921年至1932年这12年当中，益发合结帐四次，累计盈利714.25万元（银元），财东刘家共分得红利360万元（银元）。京东刘家呈现出一派中兴的大好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牛子厚的三个儿子分家，家人各散东西。1934年，家道衰落的牛子厚迁居北京。京剧界名人梅兰芳、萧长华等人倡议梨园界给牛先生义演三天，为他买了一处小四合院，借以安身。

《吉林百年工商人物》牛子厚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语：

“在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转变过程中，由于牛子厚经营上缺少创新，没有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更没有向近代工业投资，尽管他的财势大，商号很多，曾辉煌一时，但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终于免不了崩溃瓦解的结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沦陷，益发合的领东掌柜孙秀三在我三伯父刘毅侯的大力支持下，仍然本着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敌伪统治夹缝里生存并继续得到了发展。到了1936年，益发合的分庄分号不仅遍布东北，而且伸向关内，以及日本的大阪、名古屋，至此，益发合不仅有工业、商业、金融事业，而且有出口贸易，从业人员已达3000余人，仅各级掌柜的就有100余名，这样复杂的业务，庞大的系统，不是旧式散漫组织所能管理得了的，这就需要一个较严密的组织形式，以适应逐步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于是才有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从而使益发合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益发合总公司下，设立8个公司和4个直属工厂，益发银行大总行下设立16个分行，成为东北地区最大、实力最雄厚的民营企业。

我觉得，既然有“关外牛、关内刘”之说，就应该把上述内容交代清楚，从中也可以看出益发合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择的重要意义。这就叫做与时俱进。

（三）

亲历、亲见和亲闻告诉我，益发合由盛而衰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营不善，而是由于种种政治因素，其中包括长期战乱和时事变迁。解放后许多书上都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事实并不简单。益发合的由盛而衰，伪满时期，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益发合始终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益发合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1941年日伪政权公布的“七二五停止令”。从此物价冻结，实行全面配给制度，益发合的营业急转直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耗尽了日本及其占领区可能搜刮到的物资，连日本人的买卖都不能做了，何况中国人呢！不过，那时的伪满还处于战争的大后方，仅是搜刮而已，光复后则是中国内战的直接破坏，江北（松花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以及辽东的大连，那里益发合的分支机构相继废业，四平益发合的制油厂和制米厂则直接毁于战火。益发合总公司所在地长春长期被围，成为一座死城，所幸几个工厂保存下来，直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

1949年夏，我来长春，看到益发合仍然是有活力的，在恢复国民经济阶段，益发合得到了政府扶助，曾一度盈利，一年后政策开始向“左”倾斜，益发合也连续两年陷于亏损。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统购总销，加工订货，第二步是“五反”运动，第三步是公私合营。尽管益发合连年亏损，依靠变卖外地房产和工厂备品维持开支，但“五反”运动开始后，仍被说成为“大盗窃”集团，在长春益发合参加经营企业的刘家五弟兄当中，有二人自杀，二人被捕。1954年春，益发合“五反”案件终于有了结果，以益发合资产总值的54%做为益发合的“非法所得”，划归政府，名为“退赔”，变成公股，与其余的46%进行合营，新企业叫“公司合营长春粮油加工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从《读乐亭》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家乡人士对百年前“老呔帮”在东三省经商的事迹深表钦佩，对其消沉则深表惋惜。其实，历史本来就是有始有终或有盛有衰，历史上曾炫辉一世的晋商和徽商也是如此。京东刘家经营的益发合是“老呔帮”的核心，若探讨“老呔帮”的衰败的原因，也大体上和益发合的衰败相似，并非乐亭人经营不善，而是由于种种政治因素。

伪满初期，日本人并未限制关里人进入东北，但是伪满中期就不是自由入境了。伪满后期全面实行配给制度，已无买卖可做，原在东北经商的乐亭人，也仅仅是糊口而已，自然“闯关东”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光复后，中国内战爆发，东三省炮火连天，1948年，“老呔帮”的中心长春城被围困，饿殍累累，十室九空，大批乐亭同乡逃回关里，东北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乐亭县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先组成高级社，后成立人民公社，农村人口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想“农转非”比登天还难，在当地务农还必须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更何况外出经商。几十年就这样无奈地过去了。大家都会记得，刚刚提出开放时，南方有些农民摆脱桎梏，进城打工，还被称为“盲流”。进城打工的农民，难得到“农民工”这三个字的称呼是多么不易啊！

近日，我阅读家乡政协编撰的《天南地北乐亭人》一书，颇有感触，我深信乐亭人的智慧，人才济济，无愧于先人为我们创下的文化底蕴，但愿随着渤海经济区的崛起，给家乡乐亭带来更好的机遇，让我们无愧于当前的太平盛世。

（刘益旺，吉林省工商联退休干部，当年主持益发合的最后一位少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