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从立志向清帝上书开始（1888年上第一书），便一直是一位帝制观念的持有者。他阅读惊人，写作惊人。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这个特定的激烈时代，相信他是一个博古通今、中西兼容之才。他之所以坚持帝制，一在于博古，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拜祖”民俗精神相当领会，“帝”可以作为拜祖的“牌位”以起到号召作用；二在于兼容，他对当时国际英、日君主立宪制度的触类旁通，以他山之石攻玉。

他的“托古改制”，是举起了“古”的牌位；他的“孔子纪年”，是托起了汉文化始祖的“牌位”；他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是托光绪帝之名而行自己主张之实；他的“君主立宪”，是托君主之假以获“民权”之真（虚君）。

民国以后，回国的康有为成为了“在野党”，但复辟帝制道统的思想终未改变，君主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结。他认为：共和不等于民主，君主不等于专制，“今言国体政体，必破弃欧美学说专制、共和之谬名，而明公有、私有之殊别”，言之凿凿。对传统帝制社会中固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可以替代）虚君现象有深刻认知的康有为，有一种对“共和”的血缘遗传性的天然难于理解。从帮助有称帝欲望的袁世凯尊孔儒立国学称道统，到投奔张勋扶持溥仪复辟，真实地表现出了康有为曾被戊戌政变前官宦斥责的“保中国而非保大清”的一贯主张，——这个中国是康有为魂牵梦萦的“君主立宪”中国。

据当时保皇派即海外改良立宪派留下的史料揭示：流亡期间的康有为，虽流亡而不落魄，当时清政府腐朽没落、恶劣名声的国际大环境，给了他这个客观条件与机遇。他用海外华人组织捐款之钱，保持着“贵族”的生活习惯，佣人服侍、妻妾轮换，对所属党内部下，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可以说，康有为精通中国传统帝王文化，自己又是这种文化的结晶品：虚实巧妙运用，说教重于身行，苛人重于责己，借民权之说以行官权。

晚年的康有为（殁于1927年）曾在一次进剧场看戏以后大发感慨，遥想自己曾经是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者，而今日却成了舞台下的看客。曾经历了民国初年旧军阀战乱而现在即将面临新军阀战乱（1930年中原大战）的晚年康老，是否在想：早早听我的，何必有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