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年（清道光二十年），距今一百四十年以前，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他们把一种叫做鸦片的毒品运到中国来贩卖引起的，所以叫鸦片战争。鸦片是从一种叫做罂粟的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俗称大烟，原产英国殖民地印度等地。这种东西毒性很大，人吸了有瘾，经常吸大烟的，日久天长就会瘦得皮包骨头，面如土色，有气无力，不像个人样，所以人们把有大烟瘾的人叫做大烟鬼。惨无人道的英国资产阶级发现，在中国，鸦片这种东西，不光卖得快，而且价格卖得高。于是他们就强迫和引诱印度农民大量种植罂粟，垄断鸦片生产。经过精心炮制，把鸦片做得适合中国大烟鬼的口味，再由国家官吏卖给商人，运到中国来。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中，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多达四十多万箱，从中国掠夺去了三、四亿银元，发了横财。当时的美国和沙皇俄国一看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大发横财，馋得垂涎三尺，所以也把鸦片运到中国来卖。这样一来中国的白银就像流水一样流向了国外。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白银的价格上涨一倍以上原先七、八百文铜钱就能换到一两白银，以后就需要一千六、七百铜钱了。劳动人民出卖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收的是铜钱，可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清朝政府征收各种捐税却要白银。因此，劳动人民必须把铜钱换成白银才能缴纳捐税。所以白银大量外流的直接受害者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在清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再加上白银的外流，生活更是苦上加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逼得纷纷破产，家破人亡。英国鸦片贩子真好比是杀人不见血的凶手。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也看到了鸦片的危害。他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就在一八二二年（清道光二年）发布了一道命令，命令中写道:“鸦片流行全国，危害深重。海关官员只知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烟毒危害日益严重。今命令阮元、达三二人，对来往外国商船要认真检查，严禁鸦片流入海关。”阮元当时是两广总督，达三是广州海关监督。英国鸦片商人为了混进海关，花了很多钱收买他俩。他俩只顾自己发财，哪管国家利益，就千方百计包庇英国鸦片商人，放他们进关当他俩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后，阮元就给皇帝写奏折，搪塞道:“皇上，关于禁烟一事，臣认为目前只可约束，不可严禁。要想严禁，必须慢慢地来，不可操之过急。”

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换成了李鸿宾。这个家伙比阮元、达三更坏。他表面上派了很多巡逻船只在海上巡逻，好像是检查外国商船实际上是借机向外国烟商伸手要钱，谁给钱，他就放谁进关。就这样，他每个月从烟商手里索取白银达三万六千多两。到了一八三一年（清道光十一年），道光皇帝又下了一道严禁吸烟贩烟的命令。但清朝政府的官吏不但不听这一套，反而把禁烟令当成向外国烟商索取高价贿赂的借口。广州水师副指挥韩肇庆，是个见钱眼开、善于投机钻营的家伙，他对外国烟商说:“现在皇上禁烟十分严厉，我放你们进关，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你们答应每万箱鸦片给我几百箱，让我拿着这些鸦片去报功，我不但让你们进关，还可以用水师的船只帮你们运进海关。”英国烟商们一商量，认为这样也能赚得很多钱，就满口答应了。韩肇庆把英国烟商送给他的鸦片，留一部分给自己，另一部分，说是从外国商船上没收的，用来假报禁烟之功。他用这种手段，发了财又升官，当了广州水师的总指挥。广州海关的官吏，从鸦片走私中大发横财，内地的官吏十分眼馋。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想方设法包庇烟商，也捞了不少油水。

英国政府看透了清政府禁烟是假的，就在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加派了一个名叫查理·义律的人，担任了驻广州的领事。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曾担任过英国海军少佐，在南美洲干过贩卖奴隶的勾当。这个家伙长得鬼头鬼脑，满肚子都是坏心眼。他当上领事以后，就和一个所谓“中国通”名叫郭士立的德国耶稣教传教士勾结在一起。一天，义律设宴招待郭士立，向他请教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方法。郭士立滔滔不绝，大发议论，他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只知骄傲自大，不知研究世界形势，没有一点进步倾向。满朝文武官员，昏庸无道，鼠目寸光，贪污受贿，勾心斗角，又大都是些大烟鬼。只要向他们大施贿赂，在中国推销鸦片，是很容易的事情。”义律听了郭士立的话，十分高兴，就委托郭士立想办法贿赂清朝大臣。郭士立接受了义律的委托，花很多钱买通了穆彰阿、琦善、耆英等朝廷大臣。这些卖国贼就成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忠实帮凶。英国鸦片贩子和清朝贪官污吏就是这样，为了大发横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要两面手法：英国明禁暗运、清政府明拒暗收，一同干起了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