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屹

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节的由来，是一次被称为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是由于中国巴黎外交失败而产生的，也是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

这一运动就不用细述了，各种历史书和教科书都有着详细地介绍，对运动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评价，尽管现在也出现了不少异样的声音，但在总体上想要弄出点新意怕是很不容易之事，这其中的焦点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卖国的“二十一条”，对此我是说不清楚的，我只知道这是卖国无疑。

对五四运动来说，我的认识并没有那么地“高大上”，我是从“火烧赵家楼”这一事件中，从对曹汝霖的认识上感觉到，有时候历史是充满着无奈。

赵家楼是曹汝霖的住宅，这应该是一座古建筑了，它原来的主人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位置大致在北京东长安街北一点，现在好像有一幢赵家楼饭店，挂有一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匾。

其实，在五四运动时，这曹汝霖只是一个交通部的总长，他何以被冠以三大卖国贼之首呢，其它两位是章宗祥和陆宗舆，为何五四游行队伍会去烧这赵家楼，将罪责的矛头直指这曹汝霖呢？对此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曹汝霖，字润田，上海人，新交通系首领。早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改当律师。后担任袁世凯外交部次长。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9年，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曹汝霖被人称为“卖国贼”和“大汉奸”。辞职后闭门不出，远离政坛，1966年在美国去世。

曹汝霖的确是参与并主持同日本谈判“二十一条”的，但有一点要弄清楚，五四运动时所反对签订的“二十一条”，并不是当时袁世凯当政时的那个条款。那个几欲灭国的条款，在中国外交家的努力下，已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作了很大修改，这正是在曹汝霖主持下所取得的。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日本对此条款是大为不满的，并且还直接导致了当时大隈内阁的垮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失败的条款。

五四运动的抗议中心是在“山东主权”，此时日本趁一战之时，已将山东的德国人赶走，成为山东实际的主宰者，换言之，这山东已属叼在日本口中的肉了，当巴黎和会上，列强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时签字与不签字其实已无实质意义，弱国无外交，但，谁敢在上面签字呢？谁签字就必定是卖国贼无疑，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背负的骂名离此时并不遥远。

签与不签的利弊，我觉得《罗辑思维》的主持人罗胖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如果签，那日本就很可能在山东扎了根，从此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祸根，以后日本在山东的所为将很难制约；但如果不签的话，首先是不能改变日本已是既得利益者的现状，同时将会得罪列强，以后发生任何事都得不到列强的支持；其次，中国也不可能加入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这意味着今后在全新的国际体系中，将没有中国的位置；再有，巴黎和会的其它好处，比如取消当年德国的战争赔款及德国同中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等，这些都统统地享受不到了。

两害相较取其轻，这是明白的弱国外交家都心知肚明之事，但，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签字，于是，本来是战胜国的中国，最终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当然，本该属于中国的外交利益也没能实现。

位列三大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之后便脱离了政界，他一边经营银行，用赚来的钱做慈善事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日本人当然是希望他出来担任伪政府要职的，但他没有答应，尽管他无奈之下出任过两个闲职，新民印书馆和井陉煤矿公司董事长，以便与日方虚与委蛇，却没为日本人做过一件事。利诱不成的日本人恼羞成怒了，这其中包括土肥原贤二及日本特务头目喜多骏一，但即使在威胁他时也不屈服，从而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我并不想在此为曹汝霖翻案，想翻也是翻不了的，这已成为定势。我只是想说，评价一个人，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五四运动背后的故事，那些不为人知的现象，是我们在教科书中得不到真相的。

有趣的是，当年放火烧赵家楼的青年中，有一位叫梅思平的学生领袖，也有人说是他放的第一把火，他也因此而风光无限，成为爱国进步青年的代名词。后来还当了大学教授。

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位爱国青年，在抗战期间，他投靠日本人，卖力地为伪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效劳，最后竟然做了汪精卫政府的中央组织部长。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枪决。

当年万人唾弃的卖国贼，竟然坚贞不屈，守护着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而当年人人佩服的爱国英雄，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叛国的民族败类。这是不是很具有黑色幽默般地讽刺哈。

当然，也有人说并不是梅思平放的第一把火，放火的是匡互生，也有人说是许德珩，之所以要说成是梅思平，是因为要将其同曹汝霖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梅思平是五四运动冲在最前面的学生领袖无疑，因为至今为此，谁也说不出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即使是匡互生本人也没说过是他放的。

曹汝霖是袁世凯时期的一名外交官，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亲眼见证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强盛过程，所以他力主改革，并在慈禧召他进宫时，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立宪观点，对推动清廷的立宪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亲日派，但绝对不是汉奸。

对于因五四事件曹汝霖被迫辞职，他在回忆录说道：“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对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已习惯了非好即坏的思维逻辑，曹汝霖是当然地属于坏人一列。但是，任何时候都没有单一人格之人，他之所以被冠以汉奸卖国贼之名，当然是缘自于这五四运动，但这脸谱化的定义使我们在对他的了解上，产生了一定的偏颇。现在如果我们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来看待曹汝霖，在卖国贼标签下的他，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未解之人。

说个题外话，曹汝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律师，而他接的第一桩业务，居然是太监和妓女的离婚案。

这离奇的案子说的是一位叫张静轩出宫太监，结识了一个叫程月贞的妓女，付了三百两银子后结婚。但后来却被这程小姐卷了财物跑了，后来还通过法院要求与张大太监离婚，而她聘请的律师正是民国01号律师曹汝霖。

当然，最后在曹汝霖的一整套民国法律新精神的说辞下，把当庭法官听得是五迷三道了，最后审理结果，审判官几乎全盘接受了曹汝霖的意见，准予离婚，曹汝霖也因此声名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