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梁树华《荒唐集》一书。

中国人评论文章的传统，向来注重人品及文品的统一。一篇文章摆在眼前，不论好坏，先问何人所作，此人人品如何。人品不好，纵然文章了得，也难传之名山千古。所以文艺批评界常有“文如其人”之类的点评。

我们晓得，人生因缘际会，个人沉浮荣辱，必定经过很多事，正是因了这许多事，我们对某个人的评判断难用好人、坏人来概论，这世上也断难寻出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为此，人总是多面的立体式的。“文如其人”到底是作者的哪个“人”还真难说得清道得明。

阮大铖是《桃花扇》中的与侯方域形成比照的奸佞人物，阮大铖出身东林，因一己之私愤附逆魏忠贤，进而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残害忠良，后又降清。阮大铖无论是在文学作品《桃花扇》中，还是在史书中，他的品格和气节名声都不好。

陈寅恪先生曾评：“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所以，若抛开人品单论其文章，阮大铖似乎可称得上有明一代诗文大家。

人们常讲“盖棺论定”，其实不一定适合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上很多人物身后的论断结果出现很大变化，甚至两极评论。盖因历史人物都是对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因了他们这层关系，后人会因不同的现实政治需要取舍史实，推论结果，形成截然不同的评价。所以，“盖棺论断”也不是可靠的。

胡兰成出现在49年后的大陆，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曾著《赤地之恋》、《秧歌》等反共文学，一度遭遇封杀围剿的张爱玲，在政治、文化管制逐渐宽松的环境下，进入人们的阅读视界。很快，大洋彼岸的张爱玲，以她冷艳精致的文学才华，秒杀了无数大陆读者，“张迷”成为继影视明星迷后最狂热最众的一群。不仅如此，学界也掀起一股子张爱玲热。这大概是封杀冷冻张爱玲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一点小补偿。

胡兰成，就在这时，裹挟在张爱玲热中进入我们的视野——有点爱张及胡，爱屋及乌的意思。

那时，人们对胡兰成的认识，大概仅从张爱玲的几篇散文中得个零碎的印象，更多的，胡兰成也许还只是个符号，他的身份——张爱玲的前夫——汉奸文人。

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倘若一旦贴上汉奸的标签，人们谈论此人时，开头便是“XX，汉奸是也”。说这话，一是表明自己不是汉奸；二是表明与之界限分明。至于汉奸之所以为汉奸，从来少有人深究细查。我们对于胡兰成的了解，大概也只限于“张爱玲的前夫、汉奸”为止。这一点，很多张迷也很迷惑：才华盖世、出身名门的一代才女一代贵族，缘何嫁给汉奸？

其实，这样的结果，也不全然是读者的过错。试想，张爱玲尚且被封杀，多了一顶汉奸高帽的胡兰成，在大陆能有什么好下场？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有读者对于胡兰成感到好奇，也未必有渠道弄到有关胡兰成的著作加以研读，以揭开“汉奸”之真面目。

满足一部分好奇心的这个愿望，在2013年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长安出版社，一口气在大陆出版《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山河岁月》三本胡兰成著作，可谓空前绝后。

这几部书，大概要冲淡胡兰成此前浓厚的“汉奸”标签的印象。“出生于浙江嵊县胡村，卒于日本东京。青年时代曾于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在浙江、广西等地任教。抗战时任《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期间与张爱玲结婚。1974年受聘为台湾中华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其文学才能广受称誉，日本和中国的部分作家颇受其影响。晚年与唐君毅、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冈洁、汤川秀树、川端康成等人过从甚密……”书内作者的简介，只字未提“汉奸”字样，只述及胡兰成与文字、文学、文人的因缘成就。

抛开“张爱玲的前夫”、“汉奸”两大标签，单从文学的角度读胡兰成，兴许会认同出版社编辑做的那段胡兰成简介。

一直以来，人们也许会有胡兰成沾了张爱玲文名光环以致名闻天下的错觉。翻阅胡兰成的作品，读者大概要为将胡兰成置于张爱玲影子之下鸣冤不平。

从《世界文明的河源》到《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从《周朝的礼乐》到《汉文明的叶嫩花初》，从《历朝治乱离合》到《太平军起义》到《辛亥革命》到《抗战岁月》，胡兰成以温润敦厚古雅明净的笔调谈历史、谈文明、谈传统、谈礼乐、谈政治、谈革命。胡兰成对于中华文明与历史，怀有一种服膺膜拜的敬与爱，谈历史、谈文明传统，胡兰成与钱穆兴许有许多的共鸣及相知相契，只不过胡兰成是散漫的，而钱穆则是严谨的，但结果总有异曲同工的妙处。“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

胡兰成讲中西方文明，与鲁迅的“吃人”、民族劣根性南腔北调，与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提倡的“全盘西化”亦有天壤之别。所以他谓鲁迅“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人身上”。又说“西洋是虽有五伦，而无五常，有社会而无人世，有时间而无光阴，有空间而无位置，有地球与国际而无天下世界”。

“我是从我的处境来知历史，来知万物。”胡兰成对中华历史文明的颂赞，诚然亦如鲁迅对于中国的批判一样，只是一家之言，视角各异择材剪裁而已。胡氏对于中华历史文明的赞颂，自是从骨子里自觉喜爱而自然流露。胡氏眼中的中国，像情人眼中的那个西施，像父亲眼中的孩子，实实虚虚，虚虚实实，瑕疵是有的，但总归瑕不掩瑜。于是，在笔下胡兰成就尽情以他典雅精致的语言及对历史熟稔的参悟，参上他士大夫的诸多理想，去与西洋对比中国的礼乐文明。这对比，使他愈发觉得更喜爱中国，愈发用祥和温润及审美的姿态去审视中国的一切人事。猛然间，你会发现，胡兰成笔下的山河中国美轮美奂的与鲁迅笔下丑陋的中国同样不真实。

胡兰成一生谤毁不尽，毁誉参半，至今仍骂名不断。围绕胡兰成“汉奸”身份的问题，史学界、文学界、政治界也许还有很多交锋争议，甚至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结论。胡氏文章才气，抛开“汉奸”身份不论，亦实为群星璀璨的民国的佼佼者。而这一点，胡兰成大概与阮大铖及同时代的周作人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