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博 运营/祥哥

攻破天京后，曾氏兄弟迅速裁撤湘军。裁军经过及原因后世多有讨论，其中自以罗尔纲先生的研究最为著名。罗氏早于193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湘军新志》一书，专设“解散”一章论述天京之役后湘军遣撤的原因、经过及遣撤后引发的社会问题。罗先生是湘军制度研究的开拓者，《新志》一书又在1984年修订后易名《湘军兵志》，由中华书局再版，“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流传广泛，影响尤巨。数十年来，罗先生关于湘军遣散的研究结论早已成为一般常识，为人所熟知。然揆诸史实，似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罗先生认为，“湘军的解散，定议于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距攻陷天京为时仅十七日。”这与史实不符。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早已指出，“至若一言湘军之遣撤，实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氏兄弟原即有所商讨。抑且并为曾国荃所坚持，而非国藩个人之最先主张，尤非战后之一种估断。撤军启念之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盖以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国荃信中，确已透露，国荃则表示速撤全撤，亦与当时郁愤之心情有关，在曾氏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撤军意图与构想。”所论至为精当。

不过王先生的结论仅据曾国藩二月初二日及七月二十九日家书推断，查阅曾国荃家书，可得更准确的证明。国荃正月十七日致郭嵩焘的信中云：“因吴、越眴告肃清，苗逆已伏诛。克金陵后，弟陆师且将悉撤，长衣归田……”由此可以确知，曾国荃至迟在三年正月十七日已决心攻克天京后将部众全部遣撤。二月十一日，曾国荃在致毛鸿宾信中又言：“克城后拟将亲招者悉数裁撤归农，只留长公舶来之军防守地方。”至五月初七日致毛鸿宾信仍称：“弟克城后，决志遣撤所部，悉数归农。”显然坚持全撤速撤，与国藩持论不同。

罗先生论述湘军遣撤的经过时认为，曾国藩所统，“其中以曾国荃部人数最多，共五万余人。故遣散的步骤，先议撤曾国荃部之半。这月（即七月）十三日，曾国藩即下令遣撤曾国荃部金陵湘军二万五千人，留万二千人防守金陵，留万五千人派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等带领作为皖南北巡防的部队。同日并撤助攻天京的萧庆衍全军九千人，降将韦志俊军二千五百人”，所据为曾氏年谱与当日日记。

查曾氏七月十三日日记，留曾国荃二万余人巡防及撤萧庆衍、韦志俊两军之事均记于当日日记后的“附记”中，并注明为“日内应办之事”。撤军事之前尚有“作谢恩摺”、“派王廷贵赍京”、“送伪玉玺、金印咨，作一木匣，外用牛皮包裹”等六条，后又有“亲至贡院一看”、“出房屋分条告示”等事。此后数日中，分别有“拟作谢恩摺”、“核改房屋告示稿”、“进城看贡院”等记载。由此可知，十三日日记“附记”后所注“日内应办之事”，指“近日内应办之事”，而非“今日应办之事”。罗先生将此错解为“今日”，以致认为撤曾国荃、萧庆衍、韦志俊等军之命令乃七月十三日一日中发出。这虽不是大错，但毕竟与史实不符。

那么曾国荃所部勇丁实际上是何时裁撤的呢？据国荃书信记载，八月初，裁17营，至二十四日已裁22营，九月续撤10营，十月初一日国荃回湘时自带6营，到湘即撤，“随归索饷者尚有数千人”。以此计之，国荃回湘前已撤2万余人。十二月初十日，曾国荃又致信兄长，要求“于（四年）二三月中将吉中二十营悉撤为要”，“即为皖、吴节饷计，亦以多撤早撤为要，何妨先从弟部下手耶？振字、湘后左、右及吉左八营，亦宜夏、秋毕撤……”。以此计算，留防天京的尚有28营14000人。次年正月、五月，曾国藩分两次遣撤留防天京的11500人，曾国荃部原来留防天京的仅剩1营500人。十月左右，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亦被裁撤，至此，天京之役中曾国荃统辖的5万余人基本全部遣撤。

曾氏兄弟为何要如此快速的遣撤湘军呢？罗尔纲先生总结了三点原因：—、湘军为曾国藩个人的私军，久遭清廷畏忌。曾国藩于攻陷天京后，立撤湘军，自解兵权，以释清廷畏忌。二、湘军暮气已深，且有加入哥老会的事，时虞哗变，故不得不赶紧解散。三、淮军本是曾国藩创立的新军，实即曾国藩的武力。曾国藩撤湘军而用淮军，则避手握兵权之名，而倚淮军以自重。罗先生所论自有其道理。

近年，又有学者从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其结论亦能自圆其说，可资参考。然证诸史实，曾氏兄弟裁军之基本原因在于当时军事制度而非其他。此点亦早经王尔敏先生揭出：“据清代政治体制而言，军务告终，统帅必须遣散其军，缴回钦差大臣官防，原为故事之常态，军务之正规。国藩遣散湘军，无何疑论之处。”王先生又指出，曾国藩对于遣撤湘军之计虑，基于保泰持盈、解兵柄以释嫌怨、湘军暮气深沉、军饷无出、淮勇代起等，而凡此种种，均以“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一条为根本。

王尔敏先生所言“战后遣军”之常规，乃专言“勇”而非指“兵”。清朝在光绪以前，经制兵包括八旗和绿营两种。八旗在清王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入关后很快丧失了昔日剽悍粗犷的尚武风气。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时，八旗兵多已不能作战，绿营成为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绿营之兵，同于明代之军。明代之军为国家经制，自有军籍，分驻卫所，永久定居，世代为军。沿至清代，绿营之兵亦为世袭，称为“世兵制”。然绿营兵腐坏得也很迅速而彻底，至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事时以不足以平叛。于是自清初就已有招募、随军作战的勇迅速兴起。

“勇”和“兵”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勇为战时临时招募，来自民间，附于兵之下作战，战事完毕即遣撤回籍；而兵则有兵籍，战时抽调，战毕仍回原地。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起事基本平定，嘉庆帝指示陕西巡抚方维甸安置乡勇称：“将来搜捕事竣后，自应妥为解散：或优给赏需，令各回原籍自谋生理，此为正办；若无籍可归，只可劝令归伍，俾资钤束；倘实不愿充伍食粮，亦只可派各州县充当壮丁。……或于省城及各处大员衙署，酌量多为分给安置，亦无不可；然总不如设法遣散为妙。”

可见，从制度设计上看，遣散回乡是清朝统治者对勇在战事完毕后的最佳处理方式。湘军不同于前代一般意义上的乡勇，曾国藩在创军时就使之摆脱了附庸于兵的地位而独自作战，但从本质上来说，湘军仍属于勇，与兵又根本不同，这在当时亦为常识，湘军领袖创军之初就已虑及将来遣散的问题。

故攻克天京后曾氏兄弟立即遣撤湘军，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原因，即勇不同于兵，战后最佳的处理方法便是遣散回籍。再看曾国荃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信，“因吴、越眴告肃清，苗逆已伏诛。克金陵后，弟陆师且将悉撤，长衣归田……”其提出撤军的基础即是江、浙已经肃清，淮北也已平定，战事已完毕，即应遣撤，显然仍是基于制度原因。由此亦可知，若干流传已久的关于曾国荃在攻克天京后向曾国藩进言，要其自立为帝的说法纯属臆测，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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