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国会在历经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后，于1922年8月1日正式在北京复会。吴景濂担任众议院议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国会经过两次解散两次复会，议员也变得良莠不齐。许多议员没了国会建立之初的干劲，变得追求功名利禄。

在国会复会之后，第一个发生分歧的问题就是关于“民六”还是“民八”议员谁是正统。所谓“民八”议员，是在1918年的7、8月，去广州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把留在北京不愿意参加护法的议员解职，然后又另行增补了一些议员，这些被称作“民八”议员。在他们的心中认为在1917年，黎元洪解散国会是非法行为，他们在广州护法而召开的非常国会则是维护法统，合乎法律的。当时没南下护法的议员被解职也是符合法律程序的，现在国会恢复，“民八”增补的议员，也具有出席会议的资格。而在“民六”被解职的那些议员，则丧失了出席会议的资格。

次复会后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就是当年被解职议员中的一员，他跟吴景濂都坚持“民八”一员不能参加会议。这样一来，“民六”和“民八”议员双方剑拔弩张，甚至还发生肢体冲突，造成国会复会后仍旧不能正常工作。

在9月5日，国会召开了宪法审议会，一些护法议员相继质问王家襄，为何不能让护法议员代表入场。王家襄的回答支支吾吾，双方又动起手来。虽然会后黎元洪请张伯烈等人出面调解，但是“民八”议员坚持认为自身的地位有效，拒绝调停，以致于国会的第二次常会又被迫宣告停开。

到了10月份，黎元洪和北京政府全体总长出席国会第三届会议的开幕式上，两派的议员再一次的发生激烈的争执。护法议员质问黎元洪为何当年非法解散国会，今天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极其尴尬，为了掩饰尴尬，会场大奏军乐，用来掩盖护法议员的质问声。不少议员都被会场内的“便衣”挟持出院外，然后丢在马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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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事情进一步的闹大，吴景濂向黎元洪提议建立一个“政治善后讨论会”，用来安置“民八”的议员，并且每个月给补助400元。有了这个安置，大多数的“民八”议员不在选择和国会抗争。这样一来，“民六”和“民八”议员的关系开始慢慢缓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