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和唐太宗都是只使用了一个年号,分别为武德(618-626年)和贞观(627-649年),比较好记。到了高宗李治时期由于各种原因,频繁改年号。武则天称帝以后更是几乎一年用一个年号,甚至一年三个年号,花里胡哨,或许这也体现出了男政治家和女政治家之间的不同风格差异。

永徽就是高宗李治最初六年(650-655年)所使用的年号。《唐书》《通鉴》这些后世正史经常把这短短的六年时间称作是“永徽政治”,给予高度评价,号称“有贞观之遗风”。历史上能被叫做“xx之治”“xx之政”的往往会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至少二三十年,像永徽这样的六年时间是很少见。

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后世史家们的一种历史书法,背后意思就是永徽这六年过了以后就不行了,不是什么“之治”了。为什么,因为出现了牝鸡司晨女主当政。而有贞观遗风的这六年是不是年轻的高宗李治的功绩呢,在传统史学家看来也不是,当然也不能直说天子不好,只能拐着弯儿说“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

所谓二人就是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意思就是皇帝跟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听两位先生的话,所以才有了永徽之治。照这个逻辑,要是皇帝能一直都这么配合下去,那么就永远都能贞观永徽下去了。

以唐太宗当初的政治安排,其意图必然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两位可靠的顾命大臣,在扶上马送一程之后,等李治能够熟练地应付政治事务,二人理应，该离休的离休该让贤的让贤,绝对不可能像后世某些天真的历史学家以为的那样,能够允许这二位就这么一直骑在自己儿子的头上。就像刘备所说,不行的话让诸葛亮取而代之之类的,说给人听的,要是当真那就麻烦了。

可惜的是,长孙二人没有孔明的智慧，高宗李治也不是个娃娃皇帝,再怎么“昏懦”,登基的时候毕竟已经是个22岁的血气方刚成年人了。这种甥舅/君臣的组合模式有着太多的结构性危机,其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当时的局中人和已经离去的设计师本人哪能想得到这出大戏的出口在哪里。这才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永徽这六年,就是所有矛盾在急剧酝酿和激化的时期,所谓贞观遗风不过是后世儒家的说法而已。

舅舅长孙无忌不用多说,李世民的头号心腹,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在贞观年间已是宰相权倾三省。但是长孙也有长孙的弱项,就是当政时间太长,必定得罪人不少、对立面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屁股后面就是一支冷箭。

因而必须得有得力助手协助工作和挡箭。这个人就是在贞观后期因为书法好而被太宗迅速提拔起来的褚遂良。很多人不理解太宗为什么遗言会是让褚遂良保护长孙,而不是应该的长孙保护褚遂良,其实老练的太宗当然知道长孙辅政的话难免要挨暗枪,这个时候褚遂良一定得主动挺身而出替领导受这一枪。

在贞观和永徽之际,房玄龄、马周、李靖这几位旧臣也恰好都先后死去,军中实力人物李勣也被以先贬后升的方式加以严重警告和拉拢,从而颇为识趣地置身权力之外。这样最核心的权力层就只剩下长孙和褚遂良二人。

当然长孙也都是忠心耿耿执行先主遗命,一心一意辅佐自己外甥,很快提拔于志宁、张行成为侍中,高季辅为中书令,组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于、张、高几个人都是当年太宗安排到李治身边的东宫旧臣。在过度时期,这样的人事架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或许是二十多年首辅的政坛资历,或许是今上亲生娘舅的身份,也或许是大家对于李治从来的性格懦弱的成见,更关键还是先主所赋予的首席顾命大臣的至高权力,让长孙无忌在掌握大权以后,非常入戏地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皇位上那位并非稚童的外甥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永徽二年,高宗提出想广开言路听听五品以上的大臣们对于当今朝政的批评,这是真有点贞观遗风的意思。然而长孙毫不客气回绝说没必要,下面那些批评来评批去的人都是些侥幸邀赏之徒,广开言路不过是形式主义,当然长孙是不想让皇帝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言论而已。

有一次,高宗问长孙说,听说现在虽然各项法律条款都已经颁布了,但是大家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互观颜面,多不尽公”还是讲人情。长孙一脸鄙夷“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这事儿不敢说没有,但至于收取人情,皇上你也避免不了的吧?这分明是舅舅在教训外甥的口气,但显然不是臣子对君主所应该的讲话态度。有人在乎过高宗李治那一刻的心理感受吗?

长孙还有一个弱项就是军中资历不够,并且和大多军事将领关系不睦。而论军功、资历、才干和威望,当时能镇得住军队的只有李勣。在太宗离世的那一个月,太宗先贬李勣去边远的叠州,并且对儿子李治讲,如果李勣拒绝接受任命,那么杀了他,如果李勣去了，那么你一上台赶紧召回来“亲任之”大加重用。

这是太宗父子在考验李勣,如果过关的话又是一名重量级的顾命大臣,既可以稳定军队又能够平衡长孙的弱项。老运动员李勣当然不傻,接到命令家都没回,直接从宫里往叠州奔去,演戏给太宗看。

果真还没跑出关中李勣就被召了回来,可惜这个时间太宗已经死了。所以回来是回来了，却没有“亲任之”。掌了权的长孙无忌自然不希望再弄个顾命大臣出来制约自己,给李勣加升了勋位,却剥夺了实权,靠边站。

对付不是自己阵地的军队系统,长孙无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况且长孙这个人本来就特别善于打击政治对手。永徽三年(652年)前宰相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家里发生了一件案子,这本来是一起乌七八糟的家庭内部纠纷,房遗爱的老婆高阳公主(就是和高僧辨机偷情那位)为了争家产,诬陷老大房遗直非礼自己,长孙无忌负责审理这起案件。

就在长孙的操控之下,这桩无聊的案件不知怎么就逐渐升级为一起惊天的谋反大案。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驸马执失思力、大将薛万彻、荆王李元景等等一大批素与长孙、褚遂良不协的大人物纷纷被牵连其中,斩首的斩首流放的流放。

李勣、李道宗和薛万彻是太宗在世时最为推崇的三员大将,“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而已”,一下子干掉两个,这其中不能说没有替高宗李治排除潜在政治威胁的目的,比如曾经一度被太宗考虑过换储的吴王李恪。

但这么大搞牵连的实质还是长孙和褚遂良在那里清剿政治对手,特别是军中的不和谐因素,下手特别狠,玩弄权力也超过了一定限度。以至于高宗李治都痛哭流涕“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gài)其死,可乎”,一个是我叔一个是我哥,求你们手下留情了,好不好?当然还是没人会在意这位“懦弱”天子的态度的。

高宗登基之初的永徽元年(650年),就有一个叫做李弘泰的洛阳人莫名其妙地跑出来控告长孙无忌谋反,也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来头,莫名其妙地来也莫名其妙地被斩首了。或许就是一个聪明过头的投机分子,看出了这种甥舅/君臣模式的内在性危机,只是时机没把握好白白丢了性命,要是晚几年出来控告,说不定已经升官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