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出行图》（简称四轮马车）：图中为两辆马车，前面为双轮车，后面为四轮车。这张拓片呈现出中国古代的行业中：制造行业、驾驶行业、筑路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惊人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同时此拓片也进一步印证了丝绸之路方城源头说。

方城县原文物局局长、现文广新局常务副局长李迎年先生曾于2009年12月25在《南阳日报》发表文章《四轮马车再次印证方城丝路之源》，文章详细阐述了画像砖当中的四轮马车。内容如下：在方城县博物馆文物库房收藏的文物中，有一块汉代四轮马车空心画像砖，画像砖拓片曾发表于刘玉生《方城汉画》。四轮马车画像共分三区，其中二区为车马出行图，有一马一驭两轮坐一长者，有一马一驭四轮坐一长者，车上均有华盖，前后两轮之间有刹车和转向装置，马车飞驰，驭者车技娴熟。

马车作为古代早期重要交通、战争工具，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吸引了众多学者予以研究。中国的古代车轮始终是以两轮马车为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进行了规范。到汉代，马车的工艺更加先进，且马车的使用也列入身份等级的重要内容。唐宋以后直至近代，马车的结构和用途未再发生大的变化。

四轮马车的制造工艺要比两轮马车复杂得多，技术更先进。从方城汉画反映的车辆性能和车技情况看，四轮马车在秦汉时就有了，但考古资料鲜有发现。无独有偶，在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中，发现了一辆四轮马车。据前苏联考古学家撰写的发掘报告称：“在巴泽雷克的巨冢中发现了一块波斯的织锦上面的几个妇女都戴着波斯宝冠穿着波斯锦袍 脚踏高跟皮鞋。同时还发现了一辆中国式的四轮高车和楚国凤鸟图案的铜镜。”“出土四轮马车、中国锦缎的巨冢墓主独特的头饰和发饰很自然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推测该墓女主人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呢她是不是一个由于缔结和亲之盟而下嫁给阿尔泰部落的一个首领的人呢”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文汇报》进一步报道：“巴泽雷克文化发现距今２０００多年的石顶古墓，还有‘凰栖梧桐，凤翔于上’的丝绸，似是公主的衣物，图案象征国运昌隆，墓内有四轮木造马车，轮直径一点五米，这看来是汉族的马车。”从以上考古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时间跨度大约在中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而出土的石顶古墓的时间大致在西汉晚期，墓主人应为楚国公主。

南阳属楚，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凤凰”为南阳先民的图腾“楚人尊凤”这一点早已被考古证明。张骞出使西域，被封为博望侯，封地在方城。而方城出土的画像石有大量的胡奴形象，证明两汉时期方城与西域就有大量的人员往来。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铜镜和丝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经过丝绸之路贸易交流过去的。

从四轮马车看方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它是目前我国公开发现的唯一的四轮马车。从时间上看，方城的四轮马车与阿尔泰的四轮马车，时代在公元前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且都在丝绸之路上。二、从方城的四轮马车车轮与阿尔泰山北部的四轮马车车轮上看，大小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看来是汉族的马车”。说明西汉时期两地的人们在先进技术上已经进行了交流。三、与阿尔泰山北部的四轮马车同时出土的“楚国凤鸟图案的铜镜”、“‘凰栖梧桐，凤翔于上’的丝绸”，应是楚国的物品。

方城四轮马车的发现，再一次印证了南阳方城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也为丝绸之路方城源头说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四轮马车再次印证方城丝路之源》中的四轮马车为汉代画像砖，而此拓片为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当中的四轮马车基本相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为现代研究军事、制造、公路、驾驶等行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