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个皇帝,虽然有的好大喜功,但以异族而入主中原,无论在文治武功上,都不失为英明之主。这四位皇帝对宫廷内近侍太监的管理都很严厉,而且各人有各人的重点,因此在清代的前半段时期里,宫廷中,尤其是太监是严肃而恪遵规矩的,不像后半段时期—特别是慈禧太后垂帘以后那么紊乱、没有法度。

康、雍、乾、嘉四帝管理宫廷各有各的方法,并且从他们对于太监的管東方式,也可以看出各人的一些个性来,这一切都是非常有趣的。

清圣祖康熙皇帝以冲龄继位,从他少年时设计诛杀权臣整拜这件事看来,真算得是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他在位六十年的岁月里,三藩之乱陆续平定,清朝的江山这才算是真正地巩固下来。

康熙三十三年闫五月康熙下了一道极重要的谕旨:“古来太监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太监原属阴类,其心性与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行尚若婴儿;外似谨厚,中实叵测。”

这实在是一针见血。他并且要敬事房将这道谕旨登记档案,流传下来,使以后各代的皇帝特别注意。

康熙是一个非常方正的人,所以他对于太监的管束,也是从大处本处着眼。上面所录的那一道谕旨在两百多年后,他的第七代孙宣统皇遗散太监时,就是以此为根据。从清朝档案中“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的谕”看起来,康擦中年以前,对太监的管束几乎很少有见诸文字的,有的不过是“宫中凡有灯火之处,必着人看守,不许一时少人”这样的项碎情。也许那段时期,因为内外不宁,明朝的残余力量尚未全部根除,清正的江山还不稳固,重大的事件太多,所以来不及顾到宫廷内部的管理。

到了康照晚年,海内弋安,他也就渐渐地注意到身旁的太监了,康四十年三月初七日上谕:“朕闻宫内太监三五成群,结塑聚党,此总管不能压服首领(即各部门太监领班),首领不能压服散众,全无法度,以致如此妄行,甚至有偷百为匪者。”因此,他严厉要求总管和领班不要“畏惧属下太监”,“即速举出,不可隐瞒”,并且严格稽查太监“在外生事妄行”。

隔了几年,康渐又发现太监与宫女互认亲戚,或互认叔伯,或互认答妹,互相往来,他认为这是断然不可的,因为内监是在内庭当差,而宫女是在内宫”答应”,各有内外,如果相互勾结会引致纠纷的。于是,在康因十四年的二月初三日,他下了一道谕旨,严令太监和宫女们“断绝交结,如仍不能断绝,总管与本宫首领即行置之重典”。而且他还带有威胁性地说:“自降旨后,若经察出,奏不奏亦在尔等,朕自有处置。

在野史里以夺嫡出名的雍正皇帝,由于拥有”血滴子”而让人感到恐怖。他少年时期置身在业已长大成人的众多皇子中,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养成了猜疑总刻的个性,再加上他已近中年,历经多次斗争才取得皇帝的宝座。他对周围的人,了解甚深,因而处处防范,并且过分地看重别人对他尊敬的程度。

在雍正即位的这一年里,为了加强对于太监的管理,一连下了三道論旨,让太监们战战兢,惶恐不安。雍正元年六月的谕旨说“近来新进太监,俱不知规矩,肤曾见伊等扫地时,挟持笤带竞从宝座前昂然直走,全无畏之意.......嗣后凡有宝座之处行走经过,必存一敬之心,急趋数步方合礼节.........”

同年的八月十三日上:“太监等见外间诸王大臣进内,必须起身站立,行走之际,必然让路,存一番恭数方是,若酸头脱帽,斜倚麻坐,不但于礼不合,即观瞻亦甚不雅…倘有此等无礼之人,经王公大臣等参奏,定不轻恕。”到十一月十八日,雍正又再把这道谕旨重复了一遍,并且加重了总管和领班太监的管理责任。

雍正三年,有一个管扫地的太监,替外面一个废官图谋开复打听消息,被谍网密布的雍正皇帝知道了,于是他下了一道涂旨:“刑部从前内外恶乱钻营之人,紊乱法纪,朕知之甚悉,是以登基以来不时教训宫内太监并外廷大臣等,凡事无得欺隐,有钻营者,断不宽,若被擊获,务必从重惩戒正法,屡次谕旨甚明。乃有扫院太监傳国相,向奏事太监刘裕探听外边有一废官欲图开复,曾否保奏一事。刘裕只告诉总管太监,总管太监并不奏闻甚属可恶。著将总管太监,并奏事太监刘裕问明情由,凡有关涉此案人犯俱行镇琴,查问治罪。”

这种外官和内监勾结的案子究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想一想就知道雍正决不会轻易放过的。如果照后来李英在清宫中卖官需爵、权势熏天的情形看起来,那扫地太监只不过是打听一点消息罢了。根本不算一回事,雍正却当一件大事来办,这就是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开国象与没落王朝之间的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