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哲夫

这里说的诸葛亮“肃反”，倒不是指七擒孟获或者计除魏延。这里的“反革命”指一个团体，笔者姑且称之为“益州系”。

众所周知，益州刘璋在张松的建议下邀请刘备入蜀拒曹。这一邀可谓送货上门。刘备在取蜀的既定方针下，反客为主拿下益州，刘璋归为臣虏，刘备奄有荆益，开辟了西蜀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刘璋的益州旧部自然也被刘备收编。这些原来归属于刘璋，后来整编于刘备的官僚群体，笔者称之为“益州系”。相应地，鸠占鹊巢的刘备一系，因为主力是荆州旧部，暂且称之为“荆州系”。

然而整编之后的“益州系”是否与刘备同心同德，是否愿意输诚尽忠呢？答案其实并不明朗。此时的西蜀已是“荆州系”和“益州系”共存的跨体系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蕴含了某种紧张。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中，将“益州系”和“荆州系”的紧张看作是“新人”与“旧人”的紧张。其实自古以来，只要是发生迁徙或占领，只要是两种不同身份、不同认同的群体在同一片土地上并存，就难免发生矛盾。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史研究挖掘了南渡侨族与江南土族之间的分分合合。田余庆先生或是继承了陈寅恪先生的路径，将“益州系”与“荆州系”的矛盾视作世居土族与外来侨族之间的矛盾，也可谓别开生面。

当然，矛盾不一定表现为剑拔弩张的斗争、海水群飞的叛乱，矛盾更经常地体现为暗潮汹涌的不合作，阳奉阴违的拆台，外宽内忌的腹黑，推倒油瓶都不扶的观望。而矛盾的根源也不仅仅是“非我族类”的社会排斥律，而更多是路线的分歧，信念的对立，对共同体前途的想象规划的差异。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同一屋檐下的也常常是肝胆胡越的路人。简单说来，“益州系”的政治诉求是守成。他们只想偏安于世代所居的西蜀故地。做稳割据诸侯便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系”却自觉担起了整顿乾坤的使命。他们的诉求并不是雄踞一方，做土皇帝了事，而是“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后出师表》），而今迈步从头越，以益州为起点，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北伐。（从这个意义而言，“王业不偏安”一语或恰恰是针对“益州系”）

然而对于“益州系”来说，北伐并非值得奋斗的事业。虽然刘璋也姓刘，但刘璋并没有因为是刘家人就担起兴刘的责任，而是把天府之国作为自己的刘家府，对刘姓天子揖而不拜。“益州系”在刘璋的既定政策下自然主张偏安。相反，“荆州系”致力的北伐，其风险和成本都过于高昂。动用天府之国的人力物力不说，搞不好会连西蜀的家底都输掉。或许在“益州系”看来，“荆州系”赌上西蜀来北伐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输掉了西蜀就等于输掉了一切。西蜀本位的保守主义路线和中原指向进取主义路线便成了横亘在“益州系”和“荆州系”之间的豁口。所以，尽可能地阻挠北伐，便是他们的自然反应。

“益州系”阻挠北伐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李严案。

《三国志·李严传》记载：

诸葛亮军出祁山，严改名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量不继，平遣狐忠喻指，呼亮来还，亮退军，平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平违错，谢罪。于是亮表平废为民，徙梓潼郡。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这是一件挺蹊跷的事情。李严本是诸葛亮北伐的粮草官。但遇到了雨天，粮草无法如期运到前线。李严于是假传上谕让诸葛亮退兵，以逃避自己运量失期的罪过。但诸葛亮回军之后，李严却佯装惊讶，问诸葛亮为何在补给充足的情况下退兵。当然，李严的伎俩并没有瞒过诸葛亮。诸葛亮将李严在这件事上的书信出示给他看，李严无言以对。诸葛亮将李严贬为庶人。

田余庆先生认为这件事情“难于置信”，并进一步推断这件事情只是诸葛亮扳倒李严的借口。田先生分析，李严在刘备入蜀后以都护屯江州，“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一方面，李严得此要职是因为刘备试图笼络并稳住益州旧人，使其不至于因不满新人而旁生不测，而另一方面，刘备也让诸葛亮与李严同受顾命，将李严置于诸葛亮的掣肘之中，久而久之然必造成李严的不满。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不在于运粮事件，而早在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李严抗命，便埋下了日后的种子。

因为将二者的矛盾锁定在新人与旧人之间的矛盾，田余庆先生才得此结论。其实，新人与旧人的矛盾固然是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但它的内涵却十分空虚，仿佛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而只有将它落实为路线之争、理念之争、诉求之争，得出的结论才会具体一些。

笔者认为，李严兴废并不像田余庆先生翻新的那样，是由于妄图分庭抗礼，不听调遣。当然，另立中央的野心，李严未必没有。但还是应该将此置于“益州系”既定路线的整体之下。不管是另立中央，还是运粮失期，都可视作是“益州系”反对北伐的表征。李严事件的实质，是“益州系”对北伐的故意阻挠。李严失期运粮，是否有故意的嫌疑，我们难于作有罪推定。但即便李严失期延误是过失犯罪，其后的主动出击挤兑诸葛亮，则坐实了“益州系”对诸葛亮骨子里的不合作。田余庆先生对“益州系”这种骨子里的排斥非常敏感，并举了一系列旁证，比如廖立事件、来敏事件。但廖立、来敏事件属于一般性的利益冲突，还没有上升到路线之争。且不仅发生在荆益两系新旧阵营之间，也发生在“益州系”内部（比如廖立排斥李严，来敏排斥董和，都是“益州系的内斗）。如果将李严和廖立、来敏并案，反而失去了其更加丰富的意涵。

而可以和李严事件并案的，笔者认为另外三个事件更合适，一个是黄权降魏事件，一个是费诗忤旨事件，一个是谯周请降事件。黄权是最早拒绝刘备入蜀的刘璋旧部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新旧之间必然产生矛盾：“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后来的历史被黄权不幸言中。当然，黄权与世俯仰，做了刘备之臣，但在刘备兴兵伐吴之际，最早提出异议的也是黄权：“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权降于魏”黄权劝阻伐吴，其理由和“益州系”阻挠北伐大抵相同，均是害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会动摇西蜀的国本，将“益州系”世叶的家底都输掉。黄权降魏后，刘备叹道：“孤负权，权不负孤。”刘备并没有把黄权看作自私鬼怕死鬼，相反，刘备也知道黄权的劝阻同样是出于公心。只是自己辜负了黄权的公心，也就不好指责别人了。“先主薨，魏群臣咸贺而权独否。”倒是有几分孤臣孽子之心。

费诗事件大致是取得汉中之后，群臣劝刘备称汉中王，费诗站出来劝阻，说：“今天敌未克，而先主自立，恐人心疑惑……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于是失去了刘备的信任，被降职。这让人想到了荀彧反对曹操加九锡而被赐死。当然，刘备宽仁，没有杀费诗，但这足以说明益州旧部对刘备集团的某种拒斥。而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猜想，刘备欲王汉中，说明了刘备已经将大本营北移，刘备的野心不在西蜀一隅而在中原。而坚持西蜀本位主义的“益州系”看来，刘备将重心北移无异于弱化了西蜀的地位，所以即便称王，也应该王于成都而不是汉中。这或许也是费诗忤旨的另一个隐微原因。

而“谯周请降”大概只是一句话的事。“景耀中，魏邓艾克江油，长驱而前。后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宜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莫若降魏。’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不动兵戈，休养生息是“益州系”的一贯主张。即便是国破之际，谯周依然坚决贯彻这一主张，而不惜“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语）的千古差评，也不能说是毫无诚意和成本的自我保全。

回过头来看李严事件，我们会发现《三国志·李严传》的尾巴非常耐人寻味。“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注重动机的挖掘，是中国史书的传统。《李严传》的这个尾巴，许是为李严的动机做一个春秋笔法的辩护。李严希望诸葛亮为自己复职，大抵是因为李严相信诸葛亮一定会明白，自己阻挠北伐，并不是给诸葛亮下套使绊子，并不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加害于诸葛亮，而是出于为西蜀前途安危着想的公心。李严或许希望诸葛亮能明白，自己把诸葛亮从前线调回，只是为了让他回来做西蜀的太平宰相，让西蜀休养生息，免于兵燹。李严或许看到刘备最终能理解黄权、原谅黄权，便相信诸葛亮最终也一定能理解自己、原谅自己。然而，李严有公心，诸葛亮同样有公心。李严的公心有多宽广，诸葛亮的公心就有多博大。诸葛亮断然不会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而有所陟罚臧否。即便李严对诸葛亮没有图谋，诸葛亮也不能再次启用李严，因为李严反对的是北伐大业，反对的是诸葛亮隆中对的许诺和希冀，反对的是先帝念兹在兹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反对的是刘备孔明君臣鱼水的初心。

不忘初心！

苏轼在《诸葛亮论》中说道“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对“益州系”的打击和抑制，让我们看到诸葛亮权变的一面。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实政治也必须去担荷人类罪恶、残酷和粗鄙。正如，琅琊榜》里梅长苏所说“那些阴暗的，沾满血腥的事我来做好了。”而诸葛亮能做的，或许只有不忘初心。

（作者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