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个州衙有一位知府主政，一个县衙有一位县令掌印。然而，由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初设铜官县时，却配有三位县令一起施政。

铜官县始建于今天的王益区高坪塬，是同官县、铜川市历史的起点。由于星移斗转，史料佚散，民国版《同官县志》对铜官县的记述只有寥寥几笔。其中《行政组织沿革考》写道：“北魏：县令三人，相一人。”我感到疑惑，一个县城同时设置三位县令，有悖常理，难道是县志记载有误？

后来，翻阅北魏、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书，我才恍然大悟，解开了谜团。北魏建立初期，施行“一职三官”制度，也就是说，每个州都要个设置三刺史，每个郡设三太守，每个县设三个县令或县长。分别由一个鲜卑族官员、两个汉族官员充任。同样，元朝也采用了这种制度。元朝之初，元世祖忽必烈下诏：由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的音译，军队和官衙的最高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后来又规定，路府州县除达鲁花赤外，长官选用汉人，佐官选用色目人或汉人。这种由多个民族官员颁令执政的方式，跨越明代，时至清代依然沿用，并且将民族和职数规定得愈加详细具体。例如，在清代，工部虞衡清吏司的官员设置是：郎中 5人(其中满族 4人，汉族 1人)、员外郎 6人(其中宗室 1人，满族 3人，蒙族、汉族各 1人)，等等。

大家知道，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善于弓马骑射，驰骋于大草原。在征服了中原之后，由于缺乏对农耕地区的治理经验，不得不使用部分汉族官员。但是，他们又对汉族官员不够信任，便采用严密的民族官员配置体系。北魏初期，鲜卑统治阶层在启用汉族官员当县令时，要派一个鲜卑族县令来监视。为什么又设置两个汉族县令呢？目的是使两者相互牵制和制约。元代，由蒙古人充任的达鲁花赤，虽然品秩与地方长官相同，但权力却在其上，是实际的地方最高长官。清代，清廷皇室对汉族官员任用有所限制，甚至对异姓满族官员也有顾忌。在中央官员配置上，特设了宗室官位，由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任职。

一句记载，一段历史，一座古城，铜官县城虽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故址难寻，但它留给我们的文脉却难以释怀。它印证了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这片土地上各个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团结，最终成为了中华一家人的历史。

【投稿说明】

投稿请发邮件至：

tongguanxinyun@163.com

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本文作者：铜新无邪（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