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史书记载有两种说法。一是“晋天福、辽清宁间”，二是“辽清宁二年”。两种说法或模糊或明确,但记录了一个共同的年代：“辽清宁”。明清间人对于木塔始建年代的疑问，也只限于“天福”“清宁”百余年间。现代科学测定提供的两条证据，虽然也不能确定其为天福还是清宁，但可以确定是在此期间所建：

　　其一，“《报告》(按 指1993年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十一家科研单位组成的‘应县木塔工程地质勘查队’所做的《勘查报告》)说：“从钻孔出土的文物，经专家鉴定，按报告说，‘除碎缸片年代为宋元时期外，其他多属西汉和仰韶文化之间’”。

　　其二，“中国文物研究所，最近对应县木塔的材料(华北落叶松，当地称红芊)的年代，测定表明，确为辽代”。

　　既然“出土碎缸片年代为宋元时期”，“木质年代为辽代”，此与历史记载并无不合。五百多年前的建筑，绝不能把五百多年后的碎缸片埋进地基下，北魏建筑绝不能使用辽代木料。科学测定表明，木塔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宋辽时期。

　　然而，十多年前，突然有人提出“应县木塔的始建年代应在北魏”的新说。说实在的，当初我也觉得新奇，甚至有点儿“宁信其有”的想法。后来循着“新说”不断变化的各种证据找下去，却越来越觉得是无中生有。本文拟进一步指出“北魏说”之谬误所在。

静轮宫、大道坛——混淆概念

　　“北魏说”的主要“依据”，是史籍中关于“大道坛”的一则记载：

　　《魏书》载：“太和十五年(491)秋八月戊戌，移道坛于桑干之阴，改曰崇虚寺”。《通鉴》云：“南齐永明九年(491)八月戊戌，魏移道坛于桑干之阴，改曰崇虚寺”。

　　这条史料本来于据可查，《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的记载也与此相同。但“新说”的论证方法却有点奇怪。

　　一曰混淆概念。

　　这里明明说的是“移大道坛”，论者却说：“事实上所移道坛只是一座静轮天宫”。并说“崇虚寺的前身，即是所移来的静轮天宫而无疑”。读者不禁要问：既说“事实上”，又说“无疑”，是什么“事实”?凭什么就“无疑”?如果不能说出些许事实，那就是在故意混淆概念。

　　论者又说：“文成帝于兴光元年(454年)、献文帝于天安元年(466年)”还“幸静轮宫登受《图录》，这就更加证明静轮宫虽名曰毁去，但还健在”。这里虽说是要“更加证明”，却仍然是在混淆概念，又一次把“大道坛”换成了“静轮宫”。《册府元龟》卷五三：“文成兴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坛登受符录”，“献文天安元年三月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录”。说的都是“至(幸)道坛”，论者既说是“幸静轮宫”，不妨说说出于何典，还是另有秘籍?

　　关于大道坛，《魏书》说：“始光初(424年)，(寇谦之)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及嵩山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

　　关于静轮天宫，《魏书》说：“真君三年(442 年)，谦之奏曰：……恭宗(太子)见谦之奏造静轮之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犬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今谦之欲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乃曰：吾亦知其无成……”。直到真君九年(448)，寇谦之临死时，对诸弟子说：“吾去之后，天宫真难就”。

　　《水经注》说：“大道坛(‘号曰天师’)东北，旧有静轮宫，魏神麚四年(431)造，抑亦柏梁之流也。台高广，超出云间，欲令上延霄客，下绝嚣浮。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又毁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继褫矣”。

　　大道坛与静轮宫，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存在，不容混淆。

　　其一，名称不同，一个叫道坛，一个叫静轮宫。从来没有哪一部史书把这两个物体混为一谈。

　　其二，建造时间不同 ：大道坛始光初(424)“遂起”;静轮宫神麚四年(431)造，真君九年(448)尚“难就”。

　　其三，所处方位不同：静轮宫在大道坛东北。就如说“释迦塔在净土寺西南”一样，不在同一格局之内，更不是同一个物体。

　　其四，建造难易程度不同：大道坛“四十余人至”而“遂起”，移建则毕其功于一日：“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491.9.27)，移于桑干之阴”;静轮宫“财力费损，功役万计，百姓疲劳，经年不成”， 从神麚四年(431)到真君九年(448)尚未就。

　　其五，结局不同：大道坛“太和十五年秋八月戊戌(491.9.27)”“移于桑干之阴”;静轮宫真君十一年(450)“毁之”(比移道坛晚一年)。

　　所有这些，历史记载清清楚楚。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二曰曲解古籍。

　　《水经注》所谓“物不停固，白登亦继褫矣”，本来是说，物无常态，连白登台也相继废弛了。但论者的解释却别出心裁：“这里的‘毁之’，绝不能理解为一声令下就毁坏无遗，事实上这仅是一种‘宣示’而已。物不停固，就是说静轮宫还停留在已建成的原有状态之中”。 “毁之”而“不能理解为毁”，“不停固”就是“停留在原有状态。”从未有如此解读古书者。在“新说”论文中，此类曲解何只一处。

　　新说论者为什么硬要混淆“大道坛(场)”和“静轮宫”这两个概念呢?因为他们要把应县木塔说成是从别处移来的道教建筑。但若说木塔是大道坛吧，大道坛在史籍中虽有“移建”的记载，却无论移到哪里都是一个土台子(见《词源》)，与“木塔”毫无相似之处。若说木塔是静轮宫吧，史籍中虽有“上延霄客，下绝嚣浮”的描写，与古今诗文中对木塔的描写类似，却只有 “毁之”而无“移建”的记载。所以，就必须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合二为一。需要溯其源时，就说木塔是“大道坛”移来;需要状其貌时，就说木塔之高大与“静轮宫”相似。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大道坛并不是静轮天宫，静轮天宫也不是大道坛。毁了静轮天宫，并未毁大道坛;移建大道坛，并未移建静轮天宫。混淆概念，并不能改变历史。

天王祠、药王庙——“三家村言”

　　天王祠、药王庙之类，与释迦塔风马牛不相及。但论者却把它们扯到一起，本文也不得不说说。

　　论者说：唐初大将李靖封卫国公，府邸建在应县木塔之东，还建有天王神祠、药王庙(李靖字药师)以祀李靖。李靖并仿照应县木塔制作了一个小塔模型，托在手中，成了“托塔李天王”。这里再次偷换概念，把隋唐时的李靖，换为《封神演义》里的托塔天王李靖，甚至连《封神演义》里的“燃灯道人”也被拉来助阵，说“燃灯道人遗言，让李靖就任观主。”像这样的“考证”，我们没有必要浪费笔墨了。这里只引古人一段话以证明其荒谬。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应州续志》作者吴炳就对此曾有评论：

　　《田志》载：“天王祠在旧城东北隅，唐魏公李靖创建”。按李靖封爵为卫，讹卫为魏，或系记忆之误。自称为天王，沿袭三家村梨园之说，笔诸志乘，则鄙陋甚矣!……据《田志》云，辽金尚存，元末兵燹，是以无其地矣。削去允宜。

　　“三家村梨园之说，鄙陋甚矣”——《吴志》一言以蔽之， 所以削去不载。孰料250年后却有人捡起来，并加以发挥，作为“新说 ”的历史依据，其鄙陋则何如。?况且，即使“三家村梨园之说”，也没有把释迦塔与“天王祠”、“药王庙”甚至“托塔天王”及“燃灯道人”之类扯在一起。

八卦、五行——故弄玄虚

　　“新说”的“史料”依据大抵就是上面这些。剩下的就是八卦五行、九五七级之类“理论”依据了。

　　为要证明释迦塔是一座道教建筑，论者说，应县木塔自身方位就是一幅后天八卦图。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与龙首桑干、平城浑水之类一一对应。且不说这种“对应”之牵强附会，就算完全符合吧，山野河川乃一方所共，官衙民居、佛寺道观，共处其间，岂一塔所独居?如果照此描述一下净土寺以及应县城内任何一处寺院的“八卦方位”，不也是对应龙首桑干、平城浑水这些吗?难道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道教建筑吗?

　　论者又说：“道塔有九层五层之分，佛塔一般为七层。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道塔按八卦建，留有南天门，佛塔为圆形、方形、多边形，不留南天门”。应县木塔是五层八角，于是断定其为“一座道塔无疑”。

　　佛塔究竟应该建几层?《魏书·释老志》说：“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一句“俗话说”，能代替论证吗?

　　佛塔究竟应该为几边形?曾见张畅耕等三位先生《契丹仁懿皇后与应州宝宫寺释迦塔》一文，文中有一《辽塔概览》表，列举28座佛塔，平面八角形的即达22座。 “道塔按八卦建，留有南天门，佛塔为圆形、方形、多边形”，这里以“八卦”与“圆形、方形、多边形”对应，又要混淆八卦与八角的概念。新说论者既不去查阅一下相关资料，也罔顾遍布全国各地的佛塔，却以一句“俗话说”，限定佛塔的级数和形状，否定释迦塔为佛塔。虽然说得煞有介事，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一条旁证——张冠李戴

　　“新说”论者还引用明清《应州志》中署名“濯庵冯清”的一首《登宝宫寺木塔》诗，证明木塔非辽代所建。原诗抄录如下：

边城暂憩梵宫游，直上浮图百尺楼。

势入云霄胸次豁，光依日月宠恩优。

名山胜水看无际，世态民风望未周。

行色匆匆一登赏，情兼后乐与先忧。

　　北魏说论者首先认定，诗作者冯清为北宋时河南阌乡县人，画师，雍熙二年(985年)到应县登上木塔，写了上面这首诗。并说当时的木塔是一座道塔，这样就证明了木塔在公元985年已经存在，而非公认的辽清宁二年所建，并以此证明木塔就是静轮宫移来，当时还是一座道宫。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没有必要重复了。这里只需说明，冯清，字汝扬，号濯庵，别号水月庵主人，顺天府宛平县人，弘治癸酉进士，正德十三年(1518)以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奉扈从整理兵粮等项，十四年规画宣大边务。(见明正德《大同府志》)《大同府志》收冯清诗二十五、六首，其中就包括上面那首登塔的诗。也许北宋时真的有过一位“画师冯清”，但此冯清绝不是彼冯清。况且，诗中明明说的是“梵宫”、“浮图”，能成道宫吗?“后乐与先忧”，这不是化用范仲淹的名言吗?论者何不查一下范仲淹出生于何年月?雍熙年间的画师读过庆历年间问世的《岳阳楼记》吗?

　　“新说”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据”，甚至把幽州大悲阁、永州兴王寺、大同五级大寺等等，也嫁接到释迦塔上，这些不说也罢。

“北魏说”有利于木塔申遗吗

　　有人说，“北魏说”虽是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的，现在炒作炒作，有利于木塔申遗。我说此言差矣!释迦塔以其深厚的佛教文化内涵和美轮美奂、雄伟壮丽之姿，屹立千年，闻名于世，其文化价值不需要任何乔装和伪饰。申遗能否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而不在其历史之久暂。记得两三年前，在朔州市听一位专家的讲座，说首钢两栋仓库已申遗成功。首钢历史能有多久?一个连自己的身世也被弄得颠三倒四、恍忽迷离，连自己的文化属性也被弄得非佛非道、不伦不类的申遗主体，能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认可吗?以混淆概念、曲解古籍、故弄玄虚、张冠李戴以及三家村梨园之说，来“提高释迦塔的文化价值，助推木塔申遗”，岂不是缘木而求鱼吗?

（来源：朔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