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是民国十三年(1924)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经沈兼士教授推荐，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助教，并兼任国立古物保存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执行秘书；年底再经沈教授推荐，进入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事务员，开始参与清点清宫文物的工作。

南迁之旅艰辛异常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期间，有三件令父亲印象深刻的事，他在文章内这样写到：

“……有一天，我在清点文物的时候，竟然看见养心殿的书桌上，还放着半个吃剩的苹果；那是逊清宣统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地方，突然听到国民政府命他即刻出宫的消息以后(当时宫外站满了军警等候他离开)，惊惶之余，便把手里那半个还带着齿痕的果子，匆匆丢在桌上了！”另一件是：“宣统出宫的时候，在他的行李铺盖当中，居然发现一件赫赫有名的国宝，那就是三希堂的三希之一——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于是立刻就被驻警扣留。(笔着按：这件乾隆最珍爱的书法名迹，至今已成为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至于其它的二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很早就被溥仪的庶母瑾太妃偷偷卖到宫外去了。”

第三件更是有趣：“我还记得那时候各宫清册的编排，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排定的，当时被编列为天字(乾清宫)第一号的物品，竟然是一张‘二层木踏凳’；这是一张放在屋内用来开关门扇用的红油木器，没想到竟成了故宫天字第一号的文物。”

1925年10月10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原有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同时撤销；于是父亲从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后来听父亲说，最早的故宫理事会，除了理事长李煜瀛(石曾)和院长易培基外，当时的政治人物像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吴敬恒、谭延、李烈钧、蒋中正、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戴传贤和胡汉民等人，也都担任过故宫的理事。

文物装箱与南迁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翌年即扶植溥仪为满州国傀儡政权，并且进攻热 河，窥伺华北；1933年更攻陷山海关，平津震动。当时故宫理事会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故宫文物南迁；而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当即指示文物暂迁上海租界。其 实在此之前，故宫为考虑文物的安全，已经命各管处挑选文物，装箱放置，以备必要时移迁；父亲在当时即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工作。

提起装箱，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对于司职文物保管维护的博物院同仁来说，都是一桩史无前例的艰难任务。当时是如何完成的，今天翻阅父亲的 著作《山堂清话》135页有关故宫文物的装箱与南运篇章中，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三馆虽然从事装箱，而难易却大不相同……最困难的自然是古物馆与秘书处 所装的箱件。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它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这是图书、文献二馆 没有的……我们的做法是，将库中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所装载的瓷器箱，打开来看，他们是怎样包装的。然后又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询问 他们是怎样将珍贵古物装箱出口的办法；同时再请他们到宫内，作一次示范表演。然后我们也就依样画葫芦，如法泡制。天下事，熟能生巧，久成专家；我们有些 人，装置若干时日以后，对于此道大有心得，不但不再求人指导，而且竟能外出客串，代替别人装箱了。……我们由领教观察和实地经验得知装箱的密诀，不外下边 的四字真言，就是稳、准、隔、紧。……”如果归纳父亲文中所言，就是用“谨慎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使件件相隔离”，然后包扎成为一个“坚实的整 体”。也就是由于这种戒慎恐惧的心情和认真实在的工作态度，才能使得后来经历上万里搬迁的数十万件故宫文物，几乎做到毫发无伤。

1933年元月，故宫把分属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秘书处的重要文物，一共包装了13491箱，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协助下，排除各项反对阻力， 将第一批于2月5日连夜运出午门装上火车，并在重重军警的戒护之下，于2月6日清晨驶离北平车站；从此展开时至今日已经超过70个年头的文物南迁之旅。

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经平汉、陇海转津浦铁路运到浦口，再换江轮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事实上除了故宫，还附带运 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及国子监的6066箱文物。1934年故宫理事会通过在南京朝天宫旁修建永久保存库，并且在1936年八月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 位文物，便在当年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在此期间，政府为了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 11~1936.3)，特别请故宫遴选了735件精品，装入80个特制铁箱，运到英国参展。当时故宫就选派时任古物馆科长的父亲，以中文秘书的名义，与4 位故宫同仁，一同押运文物，搭乘英国海军巡洋舰，前往伦敦参与盛会；这也是故宫文物首度到外国进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故宫的马衡院长为了国宝的安全，当即呈请选择精品文物，先行撤往安全地区。经行政院核准后，就以 1935年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文物精华，连同初选后未送展的精品，另外再加选若干重要文物，一起装入这80大箱，就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次日，装上招 商局建国轮溯长江到汉口，然后从武昌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到长沙，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之后因战事转剧，再在政府密令湘、桂、黔三省派军护送下，分两批搭 乘卡车，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等到两批文物精华都运到贵阳时，已是1938年元月；当时文物就寄存在六广门的委员长行营内。为了考虑文物在贵阳的安 全，一年后故宫当局决定把它们再迁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之内，并且设置了“安顺办事处”。执行这第一批南迁国宝的押运者和负责 人，就是父亲庄严先生；而笔者就是在1938年的11月在贵阳出生的。

继80箱精品之后，还存放在南京的四单位文物，从1937年11月开始，一共由招商局的江安轮和黄浦轮运出9331箱先到汉口；1938年1月 到5月，再分19批搭乘小型江轮西运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七座仓库中；马衡院长一行随后抵达，选择在海棠溪向家坡成立“故宫重庆总办事处”。十月， 日军入侵武汉，同时日机也开始空袭陪都；1939年5月，日机疯狂轰炸重庆市区，政府下令于23日前将全部存渝文物先运宜宾，再于7月间从宜宾分27梯次 经泯江运到乐山安谷乡的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并设置了“乐山办事处”。

1937年年底，原存南京未及和第二批一起水运重庆的文物，在留京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另以火车分3次一共运出7288箱；从浦口经津浦线先北上 徐州，再转陇海线西行到陕西宝鸡，于关帝庙及城隍庙暂时存放。1938年初潼关吃紧，政府命令文物继续疏散；在西安行营的协助下，先调派卡车将文物经陆路 翻越秦岭运到汉中，分别暂存于南郑和褒城的文庙、大庙及祠堂；由于此地不适文物存放，也不安全，最后马院长决定把第三批文物全数运到四川峨嵋；于是几经越 溪翻山的艰险跋涉，从1938年5月一直到1939年2月，才把原存南郑的四千多箱文物先运到成都；又经过将近5个月的努力，才终于把已运成都和尚留在褒 城的文物，全部运到峨嵋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两处仓库存放，并设置“峨嵋办事处”。

从1933年元月到1939年7月，三批从北平运出的南迁文物，至此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笔者一家人(母亲申若侠和三位兄长庄申、庄因和庄吉吉)，从战前开始，就和父亲一起，追随故宫文物，从北平而上海而南京，在1939年年初来到黔西 安顺；一直到1944年12月离开贵州为止,在那里几乎住满5年。而安顺和华严洞便成为笔者有记忆以来，最早的一段印象十分鲜活的生命印记。

当时我们全家赁居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两进木造民宅的右侧厢房，办事处设在文庙，而古物则庋藏在南门外的华严洞。平日父亲和他的故宫同仁经常为公务往返于办事处和华严洞两地，家中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母亲掌理。

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 (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以贴补家计。尽管当时吃的都是羼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钉；书籍 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可是由于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如此，因此我们也就完全 没有吃苦的感觉。

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步行到华严洞去玩，偶而还会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阁楼会诗寮过夜。我只记得华严洞里又黑又深，走路到不了底，有些地 方还会滴水；当时对于像装运文物的箱子是如何贮放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对于每天清早，负责守护文物的一连驻军，都会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然后踏着 整齐的步伐，一面高唱着雄壮的“大刀进行曲”的样子，倒是记得很清楚。

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的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4年年底，由于日军已经攻陷独山，贵阳告急；这时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华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笔者全家便 又得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哥哥都陪母亲在东门坡的街角边，摆过两天的地摊；当时连补过的袜子都有人要，)再度和古物一道，登上辎汽一团 独汽四营的15辆褐绿色有篷军用卡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告别已经居住了5年的安顺，循着川黔公路往四川进发，展开抗战后期第一批文物躲避战祸的最后 一段旅程；那年我6岁，才刚刚念完幼儿园。

笔者记得很清楚，车队出发的时候，两旁都是扶老携幼挑箱逃难的难民，绵延有好几里长。一路上我们经过贵阳，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缓慢驶过只用 木材搭建走起来嘎嘎作响的乌江大桥；在遵义附近惊异地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侦察机；吃力地走过七十二弯，再翻过险峻的娄山关，才渐渐接近四川地界。

一天中午，当车队停在一处有人家的山坡上打尖时，看到父亲和他故宫的两位同事，每人手里捧着好几篓又红又大的橘子和广柑，笑呵呵地慰问各车驾驶员的辛劳时，我们才知道，已经来到了天府之国。

80箱文物在四川的第一个落脚处，也就是“巴县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川南巴县一品场的石油沟——我国最早开采石油的旧址，只有一条专供卡车输运 天然气的碎石公路可以通到外面。那里地处偏僻山坳，两边是长满竹树的崖坡，谷底有一条山溪，水声潺潺，后来父亲将石油沟取了一个饶富诗意的名字——飞仙 岩。当时古物存放在油矿区留下的旧房舍里，人员也都利用原有的简陋旧屋安顿。

由于飞仙岩地处深山，平日人迹罕至，附近也没有学校可上，于是父亲便以自己的方式来教育我们，这也是我们兄弟领受将中国文化艺术融入现实生活而形成的特殊美术教育的开始。

和安顺一样，这里因山区多湿，书画也必须乘天气晴和时取出晒晾，于是在父亲的带领和讲解下，我们不仅逐渐认识历代的名画家，甚至对他们传世作品 的画题和内容也都能熟记于心。常常每晚临睡前，父亲会指导我们玩一种“名画接龙”的游戏，要每人按朝代、画家和作品的顺序接龙。譬如父亲先说：“宋代”， 大哥就会接说：“董源”，那二哥就要接说：“洞天山堂图”；这时三哥便得接说另一朝代，由我再接说画家名字。如此持续背诵接玩，直到有人说错认输，或玩累 睡着才停止。这样多日下来，使我们对于看过的故宫名画，渐渐都能牢记在心了。

尽管我们在飞仙岩的物质生活和安顺一样艰苦，但能每天都与大自然为伍，协助母亲养鸡种菜，或到竹林里挖笋采蕈；偶而还会跟着办事处的工友们翻山越溪，到邻近的村落龙冈或仁流去“赶场”，采购粮油和日常用品，精神上倒是自在富足的。

1945年8月，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辛苦的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当年秋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随即规划复员 南京事宜，并拟定四项原则：一、所有疏散后方之文物，仍迁回南京。二、文物复员按巴县、峨嵋、乐山次序，先在重庆集中，再循水路直运南京；国子监石鼓十箱 及石鼓文音训碑一箱，因体积庞大，重达吨余，则由陆路回京。三、商请经济部同意，拨交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贸易委员会旧址，作为临时集中库房。四、临时集 中库房之接收整理事宜，由巴县办事处庄严主任率同仁办理。

1946年一月，原巴县办事处所藏的80箱文物精华，再度由卡车北运重庆。印象中这趟从飞仙岩到重庆的旅程，和一年多前从安顺来时完全不同；一 来大家心情都很好，二来天气晴和，一路两旁都是翠竹绿树，让人更感愉快，而不到一天的行程，很快就让我们到达战时最重要的大城市——陪都重庆。

我们在重庆南岸向家坡的新住处，是我有生以来最宽舒的地方。房子建在山坡的平缓处，大概是原来贸易委员会主管的居所；虽然是平房，但前面有个种 了花草的庭院，屋后则是一大片松林，旁边还有好多李树；从林间空隙处看出去，可以远眺长江和对岸的重庆市区。在这里父亲的工作十分繁忙，由于人员不足，母 亲也被延揽进入故宫，协助整理三地文物与同仁会集后，以及复员南京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5年初到1947年夏，我们兄弟都恢复了学业；大哥和二哥分别在山坡高处的南山中学和山后面的广益中学读书，而三哥和我则在坡底下的好职 国民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打我出生以来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从1947年春天开始，像又大又重的国子监石鼓和一万六千多箱的各单位文物，又开始分批从 向家坡启程，以民间的货运卡车陆续载运下山，或到海棠溪码头去搭船。当时马路就从学校进门处经过，每天都有好几部卡车停在路口的马路边上，碰上我们放学出 来，有些淘气的同学便会用双手把自己吊挂在卡车后厢外侧下缘的金属横杆上玩。有一次，我也和同学一块去攀吊一辆货车的后尾，没想到车子突发开动，吓得同学 赶紧放手落跑，我因紧张过度，当时不敢松手，以致勾缩着小腿被货车拖行了好长一段路；当时只记得自己没命的大声叫喊也没人理会，所幸后来情急生智，在车子 开过一段泥泞路面时赶紧撒手摔下，结果两腿膝盖已被路上石子磨得皮破血流；为此回家后被双亲好生训斥了一顿，并且请假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复员南京

1947年六月，我们全家还有好多故宫重庆办事处的同仁，又和古物一道，登上一艘有着朱色船身白色舱桥的华114号大登陆艇，一路从重庆顺长江 东下；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船，感觉比坐车还兴奋。甲板好大好平，即使航经山高水急的三峡，也不觉颠簸和惊险。一路上我还依稀记得，父亲曾指着两岸插天的 崖壁，告诉我们哪里是夔门的刻石，哪里是白帝城和古栈道，哪里是牛肝马肺峡，哪里是云蒸雾绕的巫山十二峰……好几天的航程，感觉上愈到后来江面愈宽，等到 两岸已经完全看不到山陵，又走了好久之后，终于来到了南京。

当年12月，故宫所有南迁到大后方的文物，都悉数运回南京，存进朝天宫的永久库房，复员工作至此告一段落；而故宫北平及南京两院区的院务，也渐 次恢复旧观。这时候南京院区主要办理的任务有三：一是将古物陈列所的5415箱文物，移交给准备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二是点查1938年沦陷在南京未 及后运的2954箱文物，除少数错误外，均完整无缺。三是开箱逐件清点已复员的文物，并与原始清册比对，结果并无缺失。

故宫南京文物库房，是一幢堡垒状方形的三层高楼宇，建筑外观巍峨坚实，内部空间更大，当时分院同仁都在里面办公，至于同仁的宿舍，就盖在离库房 大楼不远的冶山旁边，每幢都像俯放着的半圆柱体；房子用简单的木料悬空搭建在水泥墩上，因此又被称做“活动房屋”。由于屋顶都包被着黑灰色的铁皮浪板，所 以夏天室内热如烤炉；放假时候我和哥哥都会躲到库房的廊檐下面去看书，或者到一旁冶山的树荫底下去翻石头捉蟋蟀。1948年我已在隔壁的朝天宫小学读四年 级，哥哥们则已都到城里去念市立中学了。

由于国共龃龉日深，并且已经爆发内战，当时分院所有的人都逐渐感受到时局的压力，就连我们小孩子，也会从大人口中约略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氛围，正悄悄在周遭漫延。抗战时，父亲经常提到的马院长，一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

马衡院长是父亲北大时的老师，对父亲非常器重提携，写得一手好字；个子不高，梳平头，长方形的脸庞留着短髭；平日都穿著整齐的西装，讲话声音低 沉和缓，为人稳重亲和，故宫同仁对他都十分尊敬。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还和蔼亲切地垂问我的学业和兴趣。其实对于马院长的印象，我只有 记得这些；一直到长大之后，才慢慢知道，原来他和父亲对于后来文物是否要迁运台湾，两人意见竟是完全相左的。

文物迁台之前

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济南攻陷，徐蚌前线战云密布，南京动荡不安。11月故宫常务理事集议，决定以600箱为范 围，选择文物精品迁运台湾。其实早在徐蚌战情转急之前，故宫理事即已频频商议疏迁，以策文物安全；然移运之目的地却一直议而未决。11月10日行政院长兼 故宫理事长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会中各理事一致主张疏散运台，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 次长)负责筹划。另朱家骅以教育部长身份，建议择精迁运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傅斯年则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考古文物，价值不下故宫，亦宜随 同搬迁；朱、傅二人之议，均获各理事同意。12月，中央博物院理事会集议，通过选择最精品文物120箱，随同故宫文物运台。之后，故宫与中博筹备处理事会 合议，决定在第一批文物运台之后，应尽交通工具之可能，将两院其余藏品，一并疏运。

当故宫常务理事议决文物迁台之后，行政院曾函电人在北平的马院长起程来南京，又嘱选择原留北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安排疏散。马衡院长 旋将珍品文物编目造册报院，但以身患心脏动脉紧缩症为由，婉拒南下；对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仁：“要稳，千万别求快；安全第一，绝不能损伤文物。”于是 装箱进度乃趋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激烈，马院长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致选装之文物精品箱件，一件都未运出。后来马院长也一直留 在大陆，继续在北京故宫服务。

笔者于1980年父亲在台北过世后，听专攻中国美术史的大哥庄申告诉我，当1948年父亲已经奉派押运第一批文物，即将从南京启程到台湾的时 候，人在北平的马院长曾经致函父亲，如果父亲决定要护送文物去台湾，则他不惜与父亲断绝20多年的师生之情。其实来到台湾以后，笔者一直都和父母亲同住， 却从未听父亲谈过这样的事；也许这是父亲当年徘徊在政府命令与师生情谊间，于是不得不作决择而造成的一处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吧！

1948年12月，我和哥哥们随同双亲及另外三位故宫同仁，都以押运员的名义，伴随着第一批运台的320箱故宫文物精华，穿过扰攘混乱的南京下 关码头，登上灰色的海军中鼎号登陆舰，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和人员，一同启程航向东南方的大岛——台湾。那 两天海峡天气阴沉，海面风强浪高，坏了一个推进器的中鼎号在海中前进，左右前后上下摇晃，人睡在大统舱，由文物箱子堆栈成上面铺盖着油布的平台顶上，觉得 自己就像被不断摇筛的煤球。记得靠近舰首的地板上，栓着一只黑色大狼狗，晚上看它眼睛是绿的，由于晕船的关系，嚎吠得十分难听，而且不时伸头呕吐，害得招 呼它的水兵赶紧端着大桶来接……这样熬了四五天，登陆舰终于在26日的早上，锚泊在风和日丽、四山青翠、碧海如镜的基隆港。第一批文物就这样平安地到达了 台湾。

事实上，迁运到台的文物，除了第一批之外，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分别搭乘海沪轮和昆仑号运输舰，在1949年的元月六日和二月二十二日运到了台湾。

父亲与在台文物

从1949年故宫文物到台湾后，先暂放在杨梅火车站旁的仓库、接着又迁运至台中糖厂仓库寄存、后来才长置在雾峰北沟的专用库房，其间于 1961-62年还选赴美国五大城市巡回展览，一直到1965年8月台北外双溪故宫新馆落成，父亲都始终参与其事；这20年间，他也从主任、古物馆长、一 直升到副院长，并且持续工作到1969年才荣退。如果用父亲自己所写文章中的话：“从我民国十四年(1925)跨进故宫当事务员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民国五 十八年(1969)由副院长职务上退休为止，前后四十五年，始终不曾离开故宫一步；自嘲是‘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石鼓和三希堂帖

回顾父亲与故宫文物间密不可分的一生，有得意也有遗憾，得意的是有关石鼓的包装。

1933年2月，当文物即将运离故宫之前，一天父亲接奉院长密令，要他负责把安定门内国子监两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和故宫文物一起南运。初获 指令时，父亲面对又大又重且又极易损坏的石鼓，不知如何是好，经请教老友大收藏家霍保禄先生后，霍氏将包装石鼓的密方完全告诉了父亲，而父亲也就根据这一 密方，集合人手，十分谨慎小心地把石鼓上已有风化现象甚至裂缝的地方，按照密方指示用镊子将极薄极软的湿棉纸，一丝一缝的逐步仔细填实，然后再一层层包裹 捆扎妥当，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包装工程。抗战时这批石鼓曾经先由陆路先运上海，后转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国之重器又由南京经 陕西运到四川；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再从四川经湖北江西回到南京，它们使用过的交通工具，除了飞机外几乎全部用尽。这批石鼓自从战前在北平装箱，一直 到胜利还都，20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看过；后来父亲随文物到台，因为石鼓留在大陆，无法得知它们的保存情形，因而悬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 这样经过许多年，有一回，大哥庄申(在香港大学艺术系做主任)由香港寄回一张照片，并且谈到有关石鼓的事。这是由叶遐庵先生(叶公超先生叔父)所着的一本 专谈中国艺术的书《遐庵谈艺录》，内中曾经谈到石鼓后来开箱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 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当时父亲看到这段文字，内心十分激动，他后来在《山堂清话》书中写到：“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 更为之狂喜不已，四十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另外，谈到父亲此生的遗憾则有两件：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重新聚首。这在《山堂清话》的“我与中秋、伯远二帖的一段缘”中是这么写的： “民国二十二年(1933)，阶升为古物馆科长，由于当时北方情势吃紧，当局惟恐爆发战事，北平有遭受战祸甚至沦陷之虞，于是决定文物南迁。第一批由我与 同仁负责押运，临行前，郭世五先生特别邀请马院长及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森玉)先生和我到他家吃饭(就是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的觯斋)。……饭后并取出他所珍 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那 时候郭先生曾当来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他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而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觯斋 接收。没想到匆匆一晃，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虽然今天早已事过境迁，然而此事在我脑海，却始终记忆犹新。……民国三十八年(1949)政府迁台，郭昭俊 先生曾携中秋、伯远二帖来台，旧事重提，欲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由于郭府逃离大陆时，家产散尽，故希望政府能在‘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他再将二帖‘捐 赠’出来。可惜政府那时刚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步上正轨，财源短绌，实在无力顾及于此，希望以后再从长计议；以致二帖重回故宫之事，不克实现。后来闻郭 先生只好携此二帖远去香港，不知如何，中秋、伯远转售给大陆政府。一直到最近我因肠疾住院，老故人徐森玉先生公子伯郊先生，带来香港由某书局印制的伯远帖 复本，消遣玩赏之余，不禁感慨万千，不知何年何月，三希帖才能重新聚首！”

而父亲第二件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故乡。

1980年父亲因肠癌病逝台北时，一生至友台静农世伯送给他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史；

置身在魏晋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

每当我想起这幅挽联，就会想起父亲，想起故宫，想起那一段儿时和哥哥们追随南迁文物一起搬迁长大的动荡艰辛岁月。

（来源:DEEP中国科学探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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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善本古籍（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