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过前期迁都到北京以外，清朝末年还有这么一出西巡争议！

仓皇逃离

咸丰七年 (1857)冬十一月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英法联军久踞不退,试图通过改约章、索偿款、增商埠来获得更大的利益。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英法联军凭借武力北上直逼京津,而清廷“惟时将帅无谋,兵丁屡败,群黎之心益形惊吓,纷纷逃逸,十去六七”[1]480 。咸丰八年(1858)夏四月,大沽炮台失陷,天津沦于敌手,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一年后,英法又借口修约,再次进逼天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英法联军虽一度遭到僧格林沁防军的重创,但仍于咸丰十年(1860)七月攻占大沽炮台。 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咸丰皇帝巡幸热河之议兴起。僧格林沁密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咸丰皇帝在朱批中赞同了僧格林沁的倡议,表示将亲统六军驻跸通州,引起群臣的强烈反对。都察院左都御史爱仁等诸大臣之奏又进一步分析了巡幸木兰的不利情形和潜在危害。 群臣多认为皇帝出逃木兰会对士气不利,导致土崩瓦解,京城不保,内祸迭起,大局遂不可问。 赞成巡幸木兰的仅有肃顺、端华等数人而已。咸丰皇帝迫于众议,先是安抚群臣,继而在谏阻之声日益高涨的情势下, 避难之举暂时搁置。当战况急转直下,英法联军已入通州,僧格林沁、瑞麟两军拒战失利,英法联军长驱而北,清军马步队沿途溃散,八里桥守军也因胜保中枪弹而溃败,咸丰皇帝遂定北狩之计。咸丰十年八月初八(1860 年 9 月 22 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肃顺、惠亲王等随扈,命恭亲王为钦差大臣,办理抚局 。

巡幸之议 西安 vs 太原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列强已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利益，相继退出北京城。于是朝廷上下要求皇帝早日回京,以镇定人心。咸丰皇帝一再以辞推托,由于当时清军慑于敌军的枪炮,战斗力极差,这更坚定了咸丰皇帝继续驻跸热河的决心,况且连历来堪称精锐的八旗劲旅和蒙古兵也多溃败不堪 。在热河,咸丰皇帝面对残破的河山,心情苦闷彷徨,寄情于酒色之中,自称为“且乐道人”,不愿再回到令人伤恼的北京城中。奕訢等人已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皇帝不回京,势必引起中外的浮议,不利于大清帝国的稳定。奕訢于是会同桂良、文祥、胜保、英桂等人上折吁请咸丰皇帝西巡。可见奕訢 、桂良、文祥、胜保、英桂等主张西巡西安,反对蛰居木兰。从当时看,西安作为临幸之所的有利条件是很明显的。西安古称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自周秦汉魏以降有国者多建都于此。咸丰皇帝对此亦颇动心。随着局势的好转,咸丰皇帝逐渐放弃西巡西安的想法,于咸丰十年十月初九日朱批道:“现在西巡之举,行当作为罢论。况该夷不过专为传教,无足轻重。”,迁都西安的计划遂告搁浅。

銮驾迁移何处,还有一种看法,主张巡幸太原,这以蒋琪龄为代表 。他根据情形,分析比较了太原 、西安、木兰三地的优劣,认为巡幸的地点以太原为上,西安次之,塞外为下。这是因为太原古称晋阳,是北魏、北齐、唐朝、五代王业所基,表里山河,险固雄胜。适于巡幸,以图再举。 咸丰十年兴起的巡幸之议,决不是偶然的。 巡幸之地的纷争虽未见分晓即已告寝,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体现了朝内的派系之争 ,并影响了光绪二十六年 (1900)的西巡 。

光绪西巡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900),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兵临京城。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偕光绪皇帝仓惶西巡,当时的情势实与咸丰十年时相似,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迫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决策者为皇帝本人;后者则是迫于八国联军的进攻,决策者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却希望继续留在北京而已。巡幸地点的选择方案也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太原和西安两地。 西巡地点先是选择在太原,但太原作为巡幸之地的正如两宫给奕劻的谕旨所言的弱点遂暴露出来:“该省本年适值荒歉,供億维艰,兼之山径崎岖,转运亦非易事,且电报不通,于该亲王等商议各件,辗转恐多延误。”,不仅如此,太原还处于敌人的兵锋之下,这作为迁都之地显然是不适合的。两宫遂放弃久驻太原的初步设想,最后把迁都地点确定在西安,这不是偶然的。最终慈禧太后因听到英法联军欲进攻山西太原以报山西杀教士之仇的消息,决意迁都西安。西安早在咸丰时就曾筹划为迁都之所,而十六年后遂成就事实,虽第二年就返回了北京,但其迁都的路线与咸丰时的西巡之议颇为暗合,这不能说未受咸丰时西巡论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