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即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次年改元顺治,在位18年。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顺治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鄂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英年早逝,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清世祖福临卒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享年24岁。

收拢皇权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后，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八年（1651年）一月二十六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 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 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重用汉人，澄清吏治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 ^[38] 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 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 为选好知府，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的根源。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维护满人，联系藏蒙

福临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崇信喇嘛教，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福临亲政后派遣官员再次请求，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屯田垦荒，发展经济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新旧官员都要分别治罪。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不幸婚姻，独宠鄂妃

顺治先后册立两位皇后。一位是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亲政，册为皇后。由于对多尔衮怀恨在心，他对这位皇后并不满意，多尔衮死后，顺治废掉皇后，降为侧妃。顺治真正视为知己的是董鄂妃，即后来追封的孝献皇后。年轻的福临对董鄂妃一见钟情，有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十分欣喜，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对这个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册封太子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模园寝。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从此一病不起，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香消玉殒，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福临自亲政一开始，也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鄂妃未薨逝前，他曾对弘觉道忞禅师说：“老和尚在朕三十岁的时候来为朕祝寿，也许可以等到。玉林琇说来给朕祝四十大寿，朕绝不会等到了。”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

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他亲政以后不过10年。一方面革除了明朝末年的许多弊政，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满族统治者自身的某些落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以笼络汉族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领土的统一。这就为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临是清朝开国时的关键君主，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