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景之治”，根本不是政策、制度的连贯时代。

过往的解释，往往指出汉景帝这个“大孝子”是听信了窦太后的“黄老之术”，继承了汉文帝的“宽仁政治”，但是如果我们一条条地对照，就会发现，在他在位期间，又将汉文帝已经废除的东西，重新捡回来了。

当然，这种“后找补”，文帝也干过，最典型的就是对欺骗他的术士新垣平的处置——夷三族，等于是把吕后时代已经明令废除的刑罚拿出来解了一回恨……

不过汉景帝就干得多了：

（汉景帝元年）五月，令田半租。（《汉书·景帝纪》）（汉景帝四年）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汉书·景帝纪》）（汉景帝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汉景帝中元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书·景帝纪》）（汉景帝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汉书·景帝纪》）秋，赦徒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汉书·景帝纪》）（汉景帝后二年）令徒隶衣七稯布，止马舂。（《史记·孝景本纪》）（汉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汉书·武帝纪》）

对照一下晁错在汉文帝十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和汉景帝立庙诏书中“痛夸”明君的功绩，到汉景帝时代，废除殆尽：

1，“农人不租”变成了“三十税一”；2，“罪人亡帑”变成了“帑输在官”，直到汉武帝时才赦免；3，“铸钱者除”变成了“铸钱者死”；4，“通关去塞”变成了“出入用传”+“战马禁运”；5，“除宫刑”变成了“欲腐者，许之”；6，“罪人有期”倒是没变，就是把已经没多少的徒隶又捡回来了，而徒隶，其实就是汉代律令中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的统称，也就是包含官奴婢和不得于民人混住的刑徒的一个总概念。

可以说，汉文帝一朝一步步“绝秦之迹”，到汉景帝手中又给请了回来，这个结果看着好笑，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动，为什么会发生呢？

记载简略的汉景帝一朝，很难给我们多么具体的信息，但是，汉景帝时代，恰恰是国策大转变的时期：

其一，广收积储，骄奢渐起；其二，重新武装，加强控制。

先说其一，《史记·平准书》中写道：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

这段记载的前半段，看起来和汉文帝朝没什么区别，甚至还贱爵价以招参与的百姓，但是后半段，就能看出来不同了。

与汉文帝的“减嗜欲”不同，汉景帝开始增修宫殿、楼观，也开始广畜苑马，一方面是为了个人的享受，另一方面是整修中央武备，备战。

《史记·平准书》中继续写道：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这一段司马迁“炫富”的描述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其中进入繁荣“盛世”的上下骄奢之态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这不是新闻，见《汉书·贾谊传》：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纫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

这段话，贾谊的着眼点在于服制僭越，而我们看，却可以看到所谓的“古天子后服”被穿在了婢妾身上，古天子之服在富人宴客时候挂墙上，不谈僭越不僭越，只说这个骄奢之态，恰恰与“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的说法吻合。

也就是说，在汉文帝初年，汉朝社会已经是这个状态，唯一区别就是“公私积储”不足，至于说“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更是早已有之，贾谊在上疏中也已经指出了这些人的疯狂劲儿。

可以说，在经济上，由于从惠帝、吕后时代开始施行的“放松商品经济管制”的措施的持续施行，整个汉初的“奢侈和混乱的世风”一直延续未改，原因很简单，“网疏而民富”，惠帝、吕后、文帝均以“刑罚罕用”闻名，自然法网粗疏，民间活跃，以至于犯法者、僭越者横行。

问题是，直到汉文帝后元二年，文帝已经执政20年后，帝位无比稳固的情况下，想任用自己的小舅子窦广国为相，仍旧担心军功阶层说他“有私心”，只能把军功勋贵中的“小字辈”申屠嘉扶上相位。

那么，此时天下的豪强、富户中占据绝大多数的，实际上都是军功阶层的成员或后人，严管他们，实际上就是刨自己王朝的地基。

事实上，文帝曾经在贾谊等儒生的影响下，尝试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通过改“土德”正朔的方式来重塑汉朝的合法性故事，这是汉王朝第一次尝试从“集团统治”的国家走向“全民国家”，直白地说，就是要在根本上扩大王朝的统治基本盘，用“人心”作为帝国的根基。

不想，术士新垣平的反叛，葬送了汉文帝的这次尝试，更让汉文帝只能紧紧抓住自己的“同盟集团”。

直到汉景帝登基之后，残酷的现实，逼迫着新君开始走“回头路”，只是一直到武帝初年，天下百姓仍未体会到繁华水面下的变化，反而在平安和乐之中沉溺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