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清朝中期权臣、商人。 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干，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和珅曾担任和兼任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众多关键要职，封一等忠襄公和官拜文华殿大学士等数十个重要职务。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赐和珅自尽，和珅死时年仅49岁那么让和珅都自愧不如的清朝贪官又是谁呢？那就是李鸿章，相信大家也不陌生，李鸿章是有争议的人物，最大的争议之一，是李鸿章的财产。李鸿章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这大概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或者李鸿章自己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家财总该在千万以上。当然，这里的“千万”，指的是银元或银子。给李鸿章作传的梁启超算是知情人，他给李鸿章算过一笔账，说李鸿章病死的时候，“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容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美博士，也算是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估计李鸿章死后“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

容闳说的“四千万”与梁启超说的“逾千万”相差比较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梁启超说的是动产，而容闳说的包括了不动产。梁启超算的，包括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的股份，还有南京、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管业”，这些都是动产。李家还有很多不动产，比如数千顷土地，在全国各地数量巨大的房地产等等，如果把这些不动产都算进去，梁启超说的就会和容闳说的靠近一些。清末有个说法：“清代中兴功臣中最富者，惟合肥李姓为最，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李鸿章家族是否真的富可敌国不易下定论，但仅就地产而言，近年有学者翻阅李氏地产目录，得出结论说：“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由此可知合肥李氏财富之巨。现在的问题是———李鸿章的财产从何而来?李鸿章有贪污受贿的嫌疑，但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有人怀疑，1896年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在签署《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时接受俄方300万卢布的贿赂。又有人说，1898年李鸿章在和俄方谈判《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50万卢布的贿赂。这些指控未必成立，李鸿章是否犯下受贿罪和出卖国家利益罪还有待更确凿的证据。即使所有关于李鸿章受贿的指控都成立，所涉受贿金额与其巨大的家财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因此，李鸿章如果有罪的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一条最能成立的罪名。

既非贪污受贿，正式工资又很有限，李鸿章巨额财产的来源就成了一个谜团。只能说明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巨大，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灰色财富。从组织淮军起，李鸿章手上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权力自然更大。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虚股甚多。”所谓“虚股”，如同现下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好处当非常可观。至于如何收受“干股”，自有盛宣怀等人为之操办，并不需要李鸿章费心劳神。帝制中国的权力，具有奇特的财富吸聚效应，李鸿章手上巨大的权力自然也难免为其带来巨大的财富。

有人说，李鸿章一生为人诟病，都是受长子李经方和门徒盛宣怀所牵累，正是此二人依赖李的大权，干出无数损公肥私的事情。或许，李鸿章的巨大家财真是李经方和盛宣怀为之谋求而得，但没有李鸿章手上的巨大权力，李经方和盛宣怀也就无法为之谋求巨大的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仍是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太大所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在1933年立下一个遗嘱，其最后一条写道“吾自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支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据估计，李经方“不计其数”的银行秘密存款，数额大约是500万英镑。这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也成了历史迷案。

如今，李氏族人遍布世界各地，但要说其中最有实力的，很多李家后代都提到了李家老六房“家”字辈三兄弟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他们是李昭庆的第四代孙，现居海外，都是亿万富翁，且深居简出，颇为神秘，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