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

在永乐年间,蒙古各部落常常骚扰边境,成祖雄才大略,曾多次亲征漠北,第一次在永乐八年春天,第二次在永乐十二年,即是亲征瓦剌。以后永乐二十年、二十二年又亲征。最后一次,只有“弓箭归来”,成祖崩于榆木川。

这几次亲征,都是春去秋还。自古以来,中土征域外,都受了天时、地利的限制,劳民伤财而往往无功。

要问其中的道理,简单得很:远征之师,不能在塞外过冬,第一军粮不继,其次苦寒难当。相反地,对方秋高马肥,战斗力必见增强,相形之下,胜败之数,十分明显。

以北宋为例,太宗雍熙三年正月,将兵伐契丹,四月间,赵普上疏:

伏睹今春出师,将以收复幽蓟,屡闻克捷,深快舆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复,属在炎蒸,飞挽甚烦。战斗未息,王师渐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颇增疑虑。战者危事,难保其万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事有兵久生变之言,此可以深虑也。苟更图淹缓,转失机宜,旬朔之间,便涉秋序。臣又虑内地先困,边境渐凉,虏则弓劲马肥,我则人疲师老,恐于此际,或误指踪。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寇。

所谓“飞挽甚烦”“吾民亦疲”,是说军粮的运输成问题；“虏则弓劲马肥,我则人疲师老”是说作战能力成问题。这年十一月君子馆一役,宋军因不耐苦寒,士卒竟至无法操作弓箭。

因此,征塞外的军事部署,有如次的几个必不可违反的原则。

第一,春去秋还,期于半年内收功。

第二,分道并进,速战速决。

第三,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并在接近前线的安全地区大量储备。

了解了这些,就可以知道王振是如何荒唐,而英宗是如何无知。像“土木之变”这种意外,在唐、宋或者清朝,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唐、宋、清的皇帝都读过书,对这种兵法上很简单的道理,不会不明白。

史书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大举入寇,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紧急军报,一日好几起,递向京师,朝廷因遣驸马都尉井源,各率万人御敌。这是正确的措施。哪知井源等刚一走,王振劝英宗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七月已是秋天,征塞外是班师之时,不是出师之时；亲征是何等大事,命下即行,直同儿戏。无怪乎“举朝震骇”；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职责所在,首先提出异议。

关于于谦,放在后面再谈,这里先简单介绍邝野,他是湘粤交界的宜章人,永乐九年进士,由监察御史擢升陕西按察副使,久任司法,多所保全,积了许多阴德,从政以清简恤民为尚,这“清”字也包括他本人的清廉在内,立身得力于庭训,他的父亲名叫邝子辅,是个了不起的“小人物”,《明史本传》:

野为人勤廉端谨,性至孝。父子辅为句容教官,教野甚严。野在陕久,思一见父,乃谋聘父为乡试考官。父怒曰:“子居宪司而父为考官,何以防闲?”驰书责之。又尝寄父褐,复贻书责曰:“汝掌刑名,当洗冤释滞,以无忝任使。何从得此褐,乃以污我?”封还之。野奉书跪诵,泣受教。

邝家父子与严家父子是个强烈的对比,只看这个对比,就可以知道何以谓之盛世与衰世。当王振主亲征时,不与外廷商议,诏令既下,邝野上疏说:“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王振不听。

除了兵部以外,吏部尚书王直则率大小群臣,伏阙力谏:

国家备边最为谨严,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敌肆猖獗,违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

本文作者：大众日报（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