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皇帝，放到今天，他的热度连王思聪肯定也是望尘莫及，然而后世对他的评价，却多是以荒诞著称，被称为昏君，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判断一个皇帝是不是昏君，小院的观点很简单，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判断就足够了，这几方面能够安排妥当，不出大的篓子，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至于太差，百姓安居乐业了，这个皇帝自然也不会太差，正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至于皇帝个人的喜好，就当时君权制的中国来说，本人认为实在是次要的。别的朝代不说，就拿老朱家的明朝来举例，朱元璋嗜好杀戮，开国功臣被杀得十不存一，用刑也极为严峻，但他是后世公认的明君。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致使无数生灵涂炭，灭方孝孺十族，惨无人道，七次组织下西洋，耗费的钱财无可计算，他同样被称为明君。宣宗朱瞻基的嗜好有点不雅，喜欢斗蟋蟀，被称为“蟋蟀天子”，还要求全国人民陪他一起玩蟋蟀，并且废立皇后，引发争议，但他是明朝著名的守成之君。

至于其他朝代的就更多了，比如唐太宗、汉武帝、乾隆皇帝等等，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看看武宗朝的政治情况，朱厚照任用的大臣，孝宗留给他的三位元老，人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的李东阳、刘健、谢迁，正德元年二月，三人就两次申请退休，当时李东阳六十岁，谢迁五十七岁，而刘健已七十三岁，武宗皆不准。

十月份三人又一次请求退休，武宗批准了刘谢二人，还是没有同意李东阳的辞职，身体不太好的李东阳最后干到了正德七年（1512年）才被批准退休，退休后四年，他就病逝于家中，死后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正，这是明朝文官的最高荣誉。退休回家的刘健、谢迁两人，也都得以福寿康宁，寿终正寝。

随后内阁任用的杨廷和、杨一清、费宏等人，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名臣，可以说终武宗一朝，任用的大臣都颇具才干，对一个皇帝来说，识人用人是非常关键的，从用人上可以看出武宗的眼光，可以达到明君的标准。

这点，即使在《明史》上都有评价：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

《明史》中对武宗的评价是极具争议的，而在用人上还是给予好评，武宗之用人可见一斑，至于刘瑾，下面再讲。

再看经济情况，孝宗朝中兴的局面得到延续，经济持续发展。比如原先繁华的吴中之地由于受到战争影响，明初已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到了正统、天顺年间，得以略有恢复，而在武宗正德年间，却变得“愈益繁盛”。

武宗朝的经济政策比较开放，特别是对商业贸易持鼓励态度，使得商业持续发展，武宗之后继位的明世宗，号称“嘉靖中兴”，在嘉靖初年，明朝的经济繁荣，商业臻于极盛，这也得益于武宗开放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刺激，直到嘉靖中后期，商业才开始陷入衰败。

总体来说，武宗朝的经济承上启下，上继他老子的弘治中兴，下接他堂弟的嘉靖中兴，武宗所起的作用，即便不能说中兴，算个守成之君，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另外武宗还多次多次赈灾免赋，这也不像是昏君所为。

再看军事，这也是争议很大的部分，反对的人说，武宗配不上他的庙号，历代皇帝不论庙号或谥号为武的，莫不是武功赫赫，如汉武帝、光武帝、魏武帝、晋武帝、唐武宗等等，而明武宗军功相差太多，其实难符。不过小院认为，明武宗之庙号，是完全配得上的。

正德年间大的军事行动，先后有平定安化王和宁王的叛乱，亲征击败蒙古小王子以及应对国内的农民起义等。

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乱比较小儿科，被杨英、仇钺率亲兵就平定了。宁王朱宸濠叛乱规模较大，但也被王守仁轻松平定。这两起藩王作乱，武宗都没有来得及指挥平叛，就已被扑灭，也从侧面反应出武宗一朝较得民心，用人得当，军事人才济济。

另一方面就是所谓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在正德年间，确实有四川刘烈、河北刘六刘七、江西各地起义等，但细究之下，哪个皇帝年间其实都有起义，正统、成化、宣德、嘉靖、天启、万历年间起义数量并不比正德年间来得少，不值得推敲。仅举一例，四川保宁人刘烈率众起义战死后，他的同乡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继续领导起义，而这三个人，蓝廷瑞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看看这名号，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与其说是义军，不如说是响马土匪更为恰当，至于其他起义，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资料。

而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在明军战斗力与开国初相比已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还是基本在当地就被扑灭，连出省都是奢望。

争议最大的还是应州之战或称应州大捷，那是正德十二年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正德年间，蒙古各部落在被称为鞑靼小王子的达延汗重新政府，又形成了统一的局面，重新变得强盛，开始不断犯边。

为了消除边患，武宗御驾亲征，于应州与鞑靼激战。这场战争的兵力对比是明军约五万，鞑靼军约四到五万，鞑靼的指挥官是号称蒙古中兴之主的拥有黄金家族血统的达延汗，也是曾经制造土木堡惨案的也先的曾外孙，其兵锋不逊于瓦剌最强盛时期的也先。

而两军的交战方式并非是明军守城鞑靼军攻城，而是城外的野战。

这场战争，在后世史官笔下成了一场闹剧，双方十来万兵马互殴五天五夜的战果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这是《明实录》的记载。

假，太假，非常假！

即使是在现代作战条件下，搞个十几万人的演习，五天五夜下来，也难保不出意外有人受伤牺牲，美军这样的军事实力，打仗时还是出现不少意外伤亡事件。更别说在几百年前的明朝，十几万人真刀真枪大打出手五天五夜，取得这样的战果，恐怕累也得活活累死几个。

然而作战的后果是鞑靼军败退，此后蒙古长期不敢犯边，如果仅仅死伤几十人，强如达延汗岂不是看到了明军的软肋，皇帝亲征战力尚且如此孱弱，又为何如此心虚不敢犯边呢？史料的记载，可能当后人都是弱智吧。

回到这场战争本身，自英宗土木之变后，明军罕有在人数相等且互相摆开阵势的野战中击败蒙古军，并且是出塞作战，鞑靼军并非弱旅，由著名军事家达延汗统帅，这本身就是一场值得载入史册的胜利。

而武宗亲征，更需要极大勇气，所冒风险巨大，他也是明朝最后一个御驾亲征的皇帝。

应州大捷，堪称武宗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他在战斗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指挥得法，战术正确，与官兵同仇敌忾，亲自陷阵杀敌，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也遭遇险情“乘舆几陷”，这一切，比其太爷爷英宗强上百倍，直追其太祖成祖朱棣，仅就这点来说，其“武宗”庙号，就不算名不符实。

《明史》：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

《明实录》中还提到武宗行军的细节：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武宗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止于此，正德年间，大同、宣府二镇得到了朝廷大量的军器和军费的补充，数量之大，远超前朝。

《宣府镇志》“时宣镇各边堡俱缺兵器，镇巡官奏讨”。

武宗立即诏令：“诏兵部官急发京库器给予，……铁盔三千六百顶，甲三千六百副，腰刀三千六百把，长枪二千六百条，圆牌二百四十面，撒袋二千九百副，黑漆二意角弓二千八百张，弓弦六千四百条，黑漆透甲、铁箭共四万七千五百枝，斩马刀五百把。”

正德十二年，武宗命令输银100万两给宣府镇。正德十三年（1518）命开中两淮盐40万引，并马价银20万两给宣府、大同二镇。

同时全面检查与修理边镇的城墙、城堡、墩台等防御设施，并进行增修，仅在丛兰总督军务时期，增修就达二十多座。

如果是个只知玩乐享受，肆意胡闹的皇帝，如何能做出这些事情？这分明是明君所为。

讲完这些，再来看看武宗的私生活，其最被后人诟病的，就是宠幸刘瑾、设立豹房、强幸民女、肆意玩乐。

在掌权的文官集团看来，武宗这些行为是不被传统儒家道德所接受的，也成为他被称为昏君的主要依据。但细究起来，豹房只能算是他一处行宫，里面固然圈养了一些豹子、老虎之类的猛兽，但只是作为私人的宠物，从未有过武宗纵豹伤人之类的记载。

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类似于民间养狗养猫之类的爱好，只是他是皇帝，有资格也有财力养得起猛兽作为宠物，当代的富豪，还有养各种稀奇古怪的猛兽作为宠物的，作为皇帝来讲，小院认为实在不算什么大事。

当然豹房内也有美女，不过换个角度看，假使武宗不建豹房，在后宫照样有众多妃嫔宫女，不够他还可以下诏再进行海选，那是否没有豹房，史官就看不见了呢？选择性失明，为史本不该如此。

豹房并没有耽误武宗正事，该上朝他还是上朝，奏章也该批就批，大事不含糊，只是休闲住宿的地点由皇宫换成了豹房，如果把这皇宫看成办公室，豹房看作酒店长包房，是不是顺眼一点，现代人每天下班后还需要休闲娱乐，皇帝怎么就不可以了？只是在当时，这太违背儒家的价值观，不被接受。

至于强抢民女之事，史料记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不论真假，就作为真事来看吧，这算是武宗的一个污点，毕竟行事比较特立独行，品味也比较特别。

最后再来讲讲刘瑾，刘瑾是个权宦，但在明朝历史上，前有王振、汪直，后有冯保、魏忠贤，刘瑾与他们相比，还真不算个事。

明朝的宦官，只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远非唐朝宦官可随意废立天子，皇帝要动他，是分分钟的事，最强宦官魏忠贤，也被继位的新君崇祯轻轻地就给扳倒了。刘瑾也是如此，陪皇帝玩得高兴了，小事就让他胡闹一下，只要不影响大局。

再者，重用宦官，也有武宗重用内廷制衡外廷，想要改变文官独大的局面有关。

刘瑾也并非无能之辈，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索贿受贿是一回事，对待国事他还是上点心的，也很尊重首辅李东阳，由他经手的奏章必交李东阳审核后才予颁发。还曾进行变法改革，当然由于刘瑾的定性，正史不可能给予正面评价，其细节及成效也无从得知，只有一些粗略的记载。

《明史列传192》：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

“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

“三月，甲辰，振浙江饥又停止本年应解杂款银六万两以宽民力。”

“乃请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设文职大臣总制三达，镇、巡以下皆受节制”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窥，刘瑾的改革至少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在里面，比如限制东西厂权力，减轻赋税，加强边防等，至于成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但如果事情闹大了，对不起，不管你刘瑾到底有没有谋反，既然大家都想要你死，那你就不得不死了。刘瑾就是如此，表面权倾朝野，家财不可计数，但只是武宗看似酒醉后的一句话，他就逃不掉被凌迟处死的结局，任你如何神通广大，被诛只在弹指之间。

以他老祖宗朱元璋判定皇帝的能力的标准来看，朱元璋认为是四个字：仁明果决。意思就是仁慈，明白，果敢，决断。放到朱厚照身上，都有对应，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可惜武宗死得太早，没有留下更多时间来给他证明，又没有留下子嗣，到了非他一脉的世宗继位以及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文官集团来给他定性，在史书中给他抹黑也就不奇怪了。

放到今天，武宗绝对是个魅力值爆表的男人，处事果敢坚毅又充满个性，颜值就画像来看也不算太低，武力值更是点满，作为全国首席富N代，全世界都想巴结，私生活有点不检点，也不能算是大恶。

做皇帝的文治武功，在他身上一样不缺，兵败被俘还跑回来复辟又冤杀于谦的朱祁镇尚且被称为英宗，朱厚照称个武宗，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