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举行《国际研讨会：一九八〇年代东亚次文化》，我应邀参加,谈了关于当年北京摇滚青年的回忆。

我去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北京天晴时还能看到蓝天。在王府井北端的首都剧场阁楼，有一批年轻人天天排练着摇滚乐。他们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志愿搞乐队的年轻人，都属于六〇后。当年才二十出头的七个小伙子，有些是音乐世家子弟，也有些学美术出身。摇滚乐在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地下状态，所以他们一边认真练基本功，如听跟外国留学生借来的磁带记谱，另一边耐心等待有朝一日取得批准公开演出。乐队暂时用的名称是当年极受欢迎的外号“不倒翁”。

1985年初，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北京志在摇滚乐的，除了“不倒翁”以外，只有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手崔健组织的“七合板”乐队。我根本没想到，那位小号手即将成为“中国摇滚乐教父”，也没想到经常相处在一起的“不倒翁”成员会被后辈视为大陆摇滚的奠基人。他们是王迪、臧天朔、秦奇、李季、李力、严钢，还有后来的“唐朝”主唱、画画出身的丁武。

记得“不倒翁”拉到深圳一家公司的投资，打算去南方特区某酒店里演出。但是，临走之前，计划被取消，火车票给退回，排练场则被关闭。城里没地方住的几个人只好去北京火车站过夜。丁武的父母家在较远的郊区，他连坐公共汽车的五分钱都付不起，更别说吃馄饨的两毛钱了。结果，他全身都起疹子，乃营养不足所致。

虽然事业、经济都不如意，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永远很快活，该是年轻有理想的缘故。另外，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后来回想起来，确实有令人怀念不已的乐观风气。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时代终于过去。恰如那年风靡港台的公益曲歌名一样，人们单纯地相信《明天会更好》。之前的北京市面到了晚上就黑漆漆，那段时间里开始出现个体户餐馆了。尤其是西单大街南边开的四川馆子，“不倒翁”七成员只要有钱就去光顾。他们之中有几个是四川人。那一家的拿手菜鱼香肉丝辣得刺激，跟西四延吉冷面店的狗肉比肩，是嗜辣哥们的至爱。

那年秋天，我转学去广州中山大学，收到了“不倒翁”乐队解散、成员分开去各地走穴的消息。第二年，崔健带领王迪等几个人，以乐队形式走上了“百名歌星演唱会”的舞台，第一次公开演出的《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乐的第一炮。丁武则通过“黑豹”乐队，去新疆单独走走，1988年回北京组织了“唐朝”。秦奇去日本进修完回北京，在西四的星光酒吧举行了摇滚音乐会，乃上世纪末北京所谓派对的起点。现代派青年，包括画画的、搞戏剧的，个个都骑着自行车赴“派对”场地，使北京逐渐成为他们眼里的艺术之都，也就是“中国的纽约”。

“唐朝”跟台湾滚石唱片签约，1992年在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同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唐朝》卖了两百万盒。两年后，他们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我当时正在香港做专栏作家，趁机访问丁武，发表在当地杂志上。早十年，他们是在寻梦的过程中徘徊的年轻人，十年后，已实现梦想而成功出名，我衷心感到高兴。毕竟是少年时期的老朋友，感觉像兄弟一般。有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北角的书房里，大声放着《唐朝》，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翻成日文。《梦回唐朝》的西域想象，我觉得跟武侠小说是很妙的搭配。

转眼之间，过了二十年。这次为了早稻田大学的研讨会，我回想起1980年代中期在北京的青春时光，也去一桥大学图书馆把二十年前登在香港杂志的文章找了出来。然后上网，看看他们最近的活动怎么样。结果真叫我惊喜，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长发中夹着白发，丁武仍然活跃在中国摇滚的大舞台上，使比自己小二三十岁的听众狂热。在2015年太湖迷笛音乐节的视频里，台下众多的年轻人随着“唐朝”演奏的摇滚乐，合声歌唱《国际歌》。

丁武曾告诉我：他四岁就碰上了“文革”，六岁随父母去东北干校待了四年。当年家长忙于政治运动，社会又不关心小朋友，让他觉得很寂寞。所以，登在香港杂志的访问录才题为《在没有爱的中国长大——摇滚乐队“唐朝”的灵魂人物丁武》。果然，当时三十多岁的他，还有点儿像小飞侠不想长大的样子。现在，他不仅成家，而且生了女儿，做了爸爸。我也从中国电视台的报道得知，丁武最近重新拿起画笔，画出以孩提及青春记忆为主题的油画，包括“文革”中的经历、远路骑车去派对在回来的路上醉醺醺睡在菜地里的场面等。显而易见，他用双手拥抱着自己走过来的人生。

一个人活着，能为世界、为社会、为周围人做的事情有多有少。音乐家上舞台演出，灌唱片，参加广播节目等活动都会给听众带来鼓励和乐趣。近年，也许世界情势变得严厉所致吧，日本人常说明星如SMAP组合给自己以面对生活的勇气。在网络上看到丁武领队的“唐朝”给各年代的中国歌迷以往前走的勇气，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为我们曾结下的友谊感到骄傲。丁武你真好啊，这么多年了，还跟当年一样唱得有力；三十年过去了，仍跟当时一样，在我心中点上信仰的蜡烛。

录入编辑：王建亮

本文作者：东方早报（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