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风波不断，最乌龙者莫过于这“乌台诗案”。对于这起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正史中是这样记载：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糵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才华横溢，自然遭众小人嫉妒，何况他为性情中人，坦荡自然地抒发真性情，容易予人以口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便收集其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欲致之于死地，为此，朝野哗然，上上下下纷纷为苏轼求情，连早已罢相退居金陵的政敌王安石亦不计前嫌，上书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再加上神宗爱才，苏轼才幸免于难，此时的他在牢狱里已经禁闭了百三十日之久。

虽云苏轼天赋异禀、才华横溢，但是他能从偏于一隅的四川眉山山野之中走向京城，“学而优则仕”，应试中举登上大宋广阔的政治舞台与皇帝的厚爱和提携是分不开的，对此，他心怀感恩。不过，此时此刻，他清醒地意识到，政治对手和小人们向自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哪怕有百张口都难辩自己的忠心与清白。他惶恐至极，觉得自己命悬一线，难逃青山埋骨的结局，对家人充满了牵挂。元代陈秀明《东坡诗话录》中记载了一个送鱼的故事，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是说，苏轼被押往汴京时，只有其长子苏迈长途奔徙陪在身边，这对父子便约定，囚禁时如果没有坏消息就天天送蔬菜和肉类即可，若有不测，就改为送鱼。没想到，苏迈有天去汴京附近的陈留觅粮，委托亲戚送饭，不慎忘了叮嘱此事，亲戚就随意送了一条红烧鱼给苏轼，苏轼顿时惊慌不已，才有了之前的绝命诗，而且这诗还传到了皇上耳朵里，神宗读完之后心疼苏轼，便借机宽释了他。

其实，苏轼的悲惨遭遇岂止这一次，终其一生，他都在披荆斩棘，虽然也曾担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担任起居舍人、侍读等职时和皇帝也近距离接触过。但他人生的大半时光，不是自请出外为官，就是处在被贬谪的路上，垂垂暮年还被远贬至当时的儋州（今属海南）。连他自己都这样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也被赦免，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但此时的他已是百病缠身，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逝于常州归途，结束了他66年的人生历程，一个多彩多姿的生命戛然而止。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中国传统文人惯于追求“三不朽”的人生境界，苏轼也不能免俗，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说话、做事“不识时务”，鄙视司马相如等取媚于权势之人。《宋史·苏轼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10岁时，其母程氏教其读书，读到《后汉书·范滂传》中范滂慷慨赴死之时，其母唏嘘感慨。苏轼当时就问母亲，如果我也做了范滂那样的人，母亲同意么？程氏修养也很好，回答很干脆，她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何就不能做范母呢？”范滂的母亲也是开明之人，她鼎力支持儿子的选择，说你既然有了好的名声，再求长寿是很难的，家中还有兄弟，身后事不必牵挂。可见苏轼心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立言”方面，苏轼更是当之无愧，大笔振迅，是引领文坛的领袖人物。苏轼之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见到苏轼的文章后即赞叹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如今，我们常说的成语“出人头地”就源于此。宋神宗赵顼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王国维亦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王国维《文学小言》）

当然，苏轼的思想不仅限于儒家，接触佛道亦早，当他游历各处，历经生死考验之后，佛道的种子也便在心中开了花。这种儒释道交济的状况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苏轼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有4200篇文，2700多首诗歌，400余首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唐宋八大家里，他家就占了三个。诗歌方面，他和黄庭坚并称“苏黄”，建立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调。苏轼是宋词改革的关键人物，为词的发展指出向上一路，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艺术风格上的“豪放”气吞山河，南宋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钱钟书说：“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此外，苏轼在书法上名列“宋四家”之首，绘画、中医、美食……全面开花，是一个天才型人物。

苏轼用人格和作品为中国知识分子塑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千百年来，数代文人雅士在他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支点。在近现代琳琅满目的苏轼传记资料中，久负盛名的非林语堂《苏东坡传》莫属。这是林语堂在美国时用英语写就的作品，所以，这本书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字叫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林语堂之所以写这本书除了我们现在常说的传播中国文化这样堂皇的理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轼是他的心中最爱。背井离乡，远赴重洋之际，林语堂的行李里没有忘记带上“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林语堂《〈苏东坡传〉序》宋碧云译），以便和远在异国他乡的自己漂泊而孤独的灵魂做伴。林语堂痴迷于苏东坡，并将之倾泻到《苏东坡传》中，书写经典的同时也成就了另一经典，“The Gay Genius”是他赋予苏轼的最高的评价，他这样阐释道：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林语堂《〈苏东坡传〉序》张振玉译）。

苏轼在世时已是天下名士，闻名遐迩，作品也已传至国外。但他在吟诵“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力是那么长久，在他生命消逝之后的这近千年时光里，他的人格和作品一起激荡起万丈光芒，绽放出了令国人乃至全世界公民都仰慕的光彩，成为世界文化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近千年后，诗人余光中在自己的《大江东去》诗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赤壁下，人吊髯苏犹似髯苏在吊古。”林语堂说，苏轼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