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是东方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这句让中国人无比亢奋的话是何时何地对谁说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清楚。拿破仑说这话已经有201年了。1817年6月，在囚禁他的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说出了这样的话，时至今日，拿破仑的预言实现了吗？

1.阿美士德是谁？

1792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皇帝庆祝80大寿的名义派出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第二年到达中国。这让乾隆皇帝特别开心。“英吉利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马戛尔尼见到了乾隆皇帝，但因为没有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只是三次下跪，九次低头），又让乾隆皇帝十分不爽。马戛尔尼在会见结束后提出了互派大使、割让土地和开辟通商促进贸易的多项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断然拒绝，并说出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名言。

英国政府并不死心，在1816年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企图达成马戛尔尼使团没有达成的目的。这一次，是嘉庆皇帝当家。由于有了马戛尔尼不肯叩头的教训，这次嘉庆皇帝特别警惕。中国的接待官员们企图诱使阿美士德叩头，未能成功。嘉庆皇帝拒绝接见阿美士德。阿美士德一无所获，悻悻地离开了中国。

2.拿破仑会见阿美士德

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失败，回国途中，路过圣赫勒拿小岛，拜访了囚禁在岛上的拿破仑。早在阿美士德到来三月个前，即1817年3月，拿破仑就得知阿美士德使团将要到达。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拿破仑重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纪实。

从那个时候开始，拿破仑就责怪英国内阁未让阿美士德服从所去国家的习俗，——“要么就干脆不派他去那里。”“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指责奥米拉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为了使他的推理更为明确，拿破仑甚至用了粗俗的说法：“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并同奥米拉一起哈哈大笑。

当他们由衷地开心了一阵后，拿破仑又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拿破仑与阿美士德见面后，谈到中国时，拿破仑没有当面批评阿美士德的做法，阿美士德原来准备拿破仑会教训他不该拒绝叩头。确实，提供他情况的英国人——从奥米拉开始，还有了解一切的赫德森·罗韦——非常清楚地把这点告诉了他。为什么拿破仑没有对英使说这早已在他的亲信面前重复了多次的话呢？可能是他认为英使已因为使命失败而蒙受了耻辱，所以不愿再使他丢脸。他很了解人，他不怀疑阿美士德已经几乎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他说的话。这样加上一种体贴的姿态，反倒给英使就国际关系中的教养问题上了一课。

在阿美士德勋爵走了几星期之后，拿破仑还向奥米拉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问题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

拿破仑把他的批评提高为理论：“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

他用专断的语气总结说：“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

拿破仑还反对对中国使用武力恐吓政策。他说：

“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

拿破仑为英国指出另一条道路：“如果当时付给中国最大的官员100万法郎，一切就可解决了。这个使团并不能影响国家的荣誉。应该把它当作一笔商业交易，而不是当作与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

拿破仑对在伦敦广为传播的、用武力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阿美士德向拿破仑表示：大清是个泥足巨人，不堪一击。拿破仑说了一句令今天中国人无比亢奋的话：“中国是东方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不过，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它最好不要醒来，让她沉睡下去吧!”

3.如果说中国还没有让世界为之震撼，那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觉醒

《停滞帝国》的作者问道：为什么中国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为什么他们至今尚未证明他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

在拿破仑发出预言之后，中国迟迟没有醒来。不仅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访问未能促使中国人觉醒，就是鸦片战争也未能使中国人觉醒，中国人仍然沉睡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不愿醒来。

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挨了英国一顿暴揍，本来应该反思为什么会遭到失败以及以后怎么办之类的问题。恩格斯说：“那一次战争的经验，华人不会白白放过”；“毫无疑义的，在军事上，英人在华人中间定会遇到自己的高材生”。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道光皇帝以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可以确保和平。当他得到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下终于太平了。他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撒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战争结束后，道光帝作为国家命运的掌舵者，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可是他对西洋的坚船利炮并不上心。道光皇帝并没有思考，野蛮的西方人何以有先进的坚船利炮这样的问题，当然更不会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官僚阶层，对于战争的失败，并不服输。在他们看来，战争的失败，是汉奸造成的。只要充分地动员和组织民众，就能够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主御客，以顺剿逆。这些人仍然以农业社会传统战争的观点看待鸦片战争，并没有意识到英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们当然也没有兴趣去学习英国的坚船利炮了。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自持高人一等的天朝大国心态，对于西人是轻视、蔑视，而鸦片战争之后，一般人在轻视西人之外，再加上了仇恨。鸦片战争之前，是朝廷禁止国人与西人接触，而在战后，在轻视与仇视的双重心理下，更主要的是民间舆论排拒西人，排拒西人似乎成了正义、正当的行为。谁也不能说夷人的优点，那被人认为是张“夷”人知气焰，灭自己威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遇到这种人，“千万别说外国好”，这成为中国人保持面子和自尊的禁忌。

林则徐对中英双方在军事上的差距，有切肤感受：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林则徐意识到中国遇到了全新的战争，可是他并不公开自己的想法，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琦善在广州如实汇报了英国先进的军力和中国的军事劣势，随机遭到道光皇帝的痛骂：

你被人恐吓，说什么地利无险可守，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你说的这些，不就是想吓唬朕吗?你到底是什么肺腑，存的什么良心，你如此辜恩误国，简直是丧尽天良。

有学者对比《瀛寰志略》的几个稿本，发现徐继畲在写作过程中，本人思想不少地方已经突破了华夷观念，但身处中国，他不敢在书中公开否定中国中心观。尽管徐继畲小心翼翼，但还是受到了士大夫的大张挞伐。

对华盛顿事迹的描述说成是“称颂夷人，献媚夷酋”！保守派官僚、浙江文人李慈铭在徐继畲被撤福建巡抚一职后，幸灾乐祸地说：“阅徐松龛太仆继畬《瀛环志略》……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所有，直为寰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其褫职也以疆事，而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页480-481）另一位保守派文人史策先则认为，该书“立论多有不得体之处。……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効之。旋知已为同事者所纠，奉旨议处，书版饬令毁销。”（《梦余偶钞》，近代史资料，1980年，页219）

不仅外国的“好”不能说，即便是基本的事实陈述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事实陈述也被心智不全者当成价值判断。

“松龛先生（徐继畬）当时受人攻讦，最为耸动听闻之点，即系有人摭截《瀛环志略》书中第五卷，论日耳曼原文有‘日耳曼为欧罗巴适中之地……其人聪明阔达……‘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一节，故意不当叙述文，而混为议论文，含有赞成之意，上劾并为哄传，实欲中以奇祸。”（《山西献征·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

作为林则徐之后最富有世界知识的魏源，虽然撰写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广泛介绍了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他显然反思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观点，他试图运用新的世界知识论证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他在《释五大洲》、《释昆仑》的两篇中，长篇大论的，以佛家四大部洲的理论解读五大洲，将亚非欧三洲强合为南赡部洲，然后论证亚洲所处的“南赡部洲为四洲之首”，“赡部洲内又以阿细亚冠彼二洲”；然后论证中国在亚洲东方，人口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齿之繁，无国可比”，为“东方人主”。“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现在读之，十分滑稽可笑，但魏源却是相当严肃认真的。

从魏源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因为心智的障碍，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知识的吸收。这让他们不仅理解不了西方的文化，也无法正常吸收西方的科技。在鸦片战争期间和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一度有仿制西方船炮的热潮，没有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由于技术的障碍和经费的不足，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对于西方的长技，主张学习之的，像魏源这样的，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认为，学习西方有失天朝体面。

梁廷枏，有学者称其“实为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倒弄出一个西学源于中国的说法，认为制夷之法乃在整顿内治，发掘古法，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他说：“今天下非无讲求制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法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这种西学中源的逻辑让中国人心理上获得了平衡，但却阻塞了学习西方的路径。

还有一种更为离奇的主张，就是中国放弃自强的想法，不要搞军事现代化。理由是西洋科技太难学，中国再怎么学，也不可能超越西方，欲以师夷长技来制夷，不可得之数也，主张以通商来制夷。黄恩彤说：“即潘观察所造之船，坚厚长大，装炮亦多，穷中国工力物力，不能复加于此，而以当夷船，亦难言制胜。至大炮来自西洋，名曰红衣，实红夷也，彼乃造炮之祖也。我未能得其制造之秘，而火药不及，弹子不及，炮手更万万不及，遽欲与之争能，勿亦不揣本而齐末乎?”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惟在通商，“驭夷之法，概可知已，捐释前嫌，示之宽大，裁减陋规，明定税则，无事则抚以恩，有事则折以信，彼既灼知用兵之害，通商之利，自当俯首帖耳，歌咏皇仁，不复有盗弄潢池之事矣”。

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无疑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也是应对西方挑战唯一可行的对策。然而魏源将学习西方的科技“长技”看得过于容易。在他看来，只要从法国和美国聘请一批工匠，中国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外夷”，即可自行修造。他不知道，近代科技有其完整的知识系统，非经系统的教育，不能有创制发明；他不知道作为近代科技产物的轮船、火炮，不仅需要近代教育体制和近代科技知识的支撑，还需要近代工业尤其是采矿、冶金等产业体系的支撑，否则缺乏材料，仿制亦难以进行。直到李鸿章等人搞洋务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这一点，因而洋务运动逐步延伸到近代工业和教育事业。其实，鸦片战争期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的仿制西式船炮的尝试的失败，已经证明近代科技绝不仅仅是“长技”，工匠学之，决难有成；没有近代工业体系的支撑，不可能真正建立近代的军事工业。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拘于君子不器的古训，所讲求者为心性之学、文字之学、治国治民之学，制造之事委诸工匠，以为食力者所务，君子务于此，则“致远恐泥”，失其所以为君子。因此整日诵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蒸汽机原理。伊里布的随从张喜记耆英、伊里布到英舰上签《南京条约》，“该夷等请三宪观看火轮机关，牛大人疑其轮系牛拉，每询之喜，喜以实对，疑信未决，至是始叹而信之”。牛鉴费了牛大的劲才相信汽轮不是牛拉的，但也只是叹而信之，他真的懂了吗？十有八九还是不懂。就像我们知道量子纠缠，但我们真的懂了吗？也未必。

英国外相巴麦尊曾相当蛮横地说：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对中国这样的半开化政府，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对于广大的官僚阶层和绝大多数的读书人而言，没有新的军事上的挫败，他们是不会清醒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一次挨打，睁开了眼睛，但很快又闭上了。直到甲午战争，中国人才真正醒过来，但也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是被打醒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中国的不幸，正是李慈铭、史策先等虚骄的爱国者造成的。

低等的心智无法正确理解高层次的问题，要想进步，必须先改善心智。

本文的故事来自于《停滞的帝国》，那是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