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魏征，只是看上去很美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而李世民与魏征的君臣关系，往往被视为楷模。经由历史学家的渲染，李世民被视为胸怀宽广，善于纳谏的明君，而魏征则是敢于直谏的良臣。但是，真实的历史中，这段佳话并没有那么美好。

639年，魏征给李世民上疏，提醒皇帝警惕十个“渐变”而难以“善终”，第二条直言李世民对老百姓态度有了变化：贞观初年，李世民爱惜民众，简朴节约，近年来追求奢侈，不吝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才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老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

皇帝有权任性，李世民也不例外

到贞观中后期，李世民纳谏和用人也不如从前了。他逐渐变得厌恶直言。643年魏征死后，只有刘洎、马周等人还敢说事，其余大臣的阿谀奉承使得李世民趋向于骄横独断。与此同时，李世民对大臣开始猜忌，清者贬官，重者诛杀。魏征活着时，曾经反对李世民废太子。魏征去世后，太子因为谋反被贬为庶人，与此事有关的大奖侯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获罪。由于魏征生前推荐过杜正伦、侯君集，李世民怀疑魏征和他们是同党，加之有人诋毁魏征。于是，李世民解除了自己亲口答应与魏征子女的婚约，并且派人推倒了自己亲自撰写的魏征墓碑。

647-648年，唐军两次泛海进攻高丽，李世民亲征失败。此前，许多大臣反对李世民亲征辽东，但无人能说服李世民。当他失败而归时，这才想到魏征的好处。他重新竖起了魏征的墓碑，魏征与公主的婚事也重新提升议程。

魏征如果活到太子谋反，李世民会怎样对他？

不难看出，在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中，李世民是主人，魏征充其量只是帮忙者；李世民是主导者，魏征充其量只是辅助者。当李世民尚能保持理性时，他能够听取魏征的直谏；当李世民晚期骄奢淫逸时，魏征也只能在重要的事情上劝阻，而无法制止李世民的腐化和堕落。魏征生前，李世民可以对他“君恩似海”；魏征死后，李世民因为猜忌就可以悔婚推碑。人治之下，被公认为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那些庸君和昏君了。

一般而言，一朝一代的开国皇帝，因为目睹了前朝的灭亡，一般会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后世皇帝大多成长于深宫，既缺乏深厚的忧患意识，又没有对底层民众生活艰辛的感同身受，虽有大儒教诲，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最鲜明的例子是隋代，开国皇帝杨坚励精图治，节俭爱民。而继位的隋炀帝杨广则荒淫无道，滥杀无辜，结果，隋代二世而亡。

去世不久的著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家刘泽华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专制主义，在古代君主制下，王权支配社会的一切方面。君主依靠兵、刑之权，武力支配社会，实现“五独”，即“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拥有统属、处置社会、经济一切的决定权。在此情况之下，皇帝的素质和品格、性情等因素对于王朝的影响都过于巨大，无论是杨广还是李世民都是如此。一些新儒家喜欢说，唐代的制度可以制约皇权。但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研究证实，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中，皇帝往往通过各种方法规避制约，实际还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然孟子强调的是君臣关系的对应，但不难看出，这仍然是君本位，而不是“臣本位”和“民本位”。君视臣为何，取决于君的判定，臣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现代政治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民主制与君主制从根本上截然不同。以西方民主国家的首脑为例，他怎么敢去毁坏政敌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