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的校训、校歌、校徽、建筑及钟声里，都蕴含着众多而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这在中国高校中是罕见的，而这些典故文化的缔造者就是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他为厦门大学奠定了爱国与大爱的精神基石，播种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文化基因。今天，我们挖掘、整理、研究这些典故，既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传承和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迈向文化自信，进而臻于文化自强的一种文化自觉。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解读《鸿门宴》时提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1921年，校主陈嘉庚以“毁家兴学”的教育情怀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创办了厦门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为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创榛辟莽的历史性贡献。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所历经风雨而顽强生存的大学是理应让人肃然起敬的。厦门大学风雨兼程的发展轨迹，既生动反映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梦想的伟大实践，又完美诠释着陈嘉庚先生创业兴学的艰难历程。

在厦大校园里，大到一幢楼房，小到一座亭子，甚至一段曲径、一块石头，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典故，或流传着一段佳话，成为厦大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一个个典故、一段段故事共同组成厦门大学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充满敬意。追忆厦大往事是厦大人文化自觉的表现，寻找这些典故，发现和挖掘这些精神力量，既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不是教育学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厦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期冀兼及历史研究的严谨和个人的经验分析来尝试讲述这些厦大故事。挖掘厦门大学文化基因和血脉中的历史典故，就是期待厦门大学的后来者能够很好地珍惜、传承、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提振南强雄风，再立育人新功。

一、厦大选址中的典故

厦大思明校区演武场是最早的校址。演武场曾经是郑成功操练军队的地方，是郑成功恢复明室的大本营之一。陈嘉庚先生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充满崇敬。所以，1921年厦门大学第一座大楼落成后，历经两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才获得演武场的审批权。但在当时，演武场可谓是一处偏僻的郊野荒地，鲁迅曾形容厦大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为什么陈嘉庚当年选择演武场，因为这里“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余亩。”广阔的空间使得厦大未来的发展能够“预有算划，庶免后悔”。陈嘉庚筹建厦门大学最初圈地9000亩，计划在1930年建成万人大学，1941年学生数要达到2万。

据《厦门志》载，上个世纪20年代，厦门人口大约在12.8万人。当时，在这样一个城市规模中，陈嘉庚先生能以远见卓识构建“生额万众”的大学，确实是高屋建瓴，难得可贵。尽管因为抗战原因没有实现，但在当时，这确是了不起的宏伟设想。可见，在陈嘉庚的内心深处，勾画的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而是一座恢宏的现代教育王国：这座王国背山面海，北靠五老峰，远眺金门海峡；南指南太武山，中间行使万吨巨轮，巨轮所见第一眼即为“厦门大学”。正如著名书法家虞愚为上弦场题诗云：“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厦门大学选址之磅礴大气，不言而喻。

大学与古刹为邻，在中国近现代大学选址上屡见不鲜。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寺相邻算是其中之一。其它诸如福州大学之与西禅寺，山东大学之与洪楼教堂，华中师大之与宝通寺，安徽师大之与广济寺，韩山师院之与韩山寺相邻，这些选址，大概皆因“大学所缺，寺庙可补”。这种山林遗风如果可以追溯，当起自于古代的书院与寺庙。严耕望先生曾提出，“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这一观点可由许多案例得以印证。例如，湖南岳麓书院之与麓山寺，河南嵩阳书院之与少林寺，福建紫阳书院之与梵天寺，清源书院之与承天寺，龙山书院之与净风寺，科山书院之与科山寺，均为相邻而居。

为什么书院与寺庙常常毗邻而居，一则可能寺庙大都选址风景秀丽，适宜修习心性，故有“天山名山僧占尽”之说；二则大概两者均为教化之所，寺庙与书院均是当时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交流场所。特别是一些高僧不但熟谙佛家经典，而且在诗词歌赋文学上往往也颇有建树，文人墨客也喜欢与高僧们切磋学问，留下了文人与僧人交往的许多佳话。相反，惺惺相惜，文人也受到僧人的特殊关照，特别是那些“寒士”，如白居易就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恰如《易经•乾》所云：“声相应，同气相求。”后人据此编为成语“声应气求”，意谓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论语•里仁》也提出：“德不孤，必有邻。”正所谓古刹黉庠相得益彰，书声钟声同振共鸣。至于居京畿重地太学，虽无寺庙相伴，但与孔庙为邻，则更显尊贵。在北京国子监街上，孔庙在东，国子监在西，正所谓“左庙右学”规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左为尊，依照旧制，进国子监应先拜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于大德十年（1306）建成。在孔庙建成的当年，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又称太学。故“声应气求”这个典故，是对厦门大学选址的最好诠释。

二、厦大校徽校歌校训中的典故

大学是什么？古今中外解释颇多。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曾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说。蔡元培则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梅贻琦又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关于大学的解释，也许我们并不陌生，但校主陈嘉庚先生对大学的理解，则有他自己的独特领悟，这从厦大校徽、校训、校歌中可见一斑。

（一）校徽中的典故

徽以标志，校徽是一所大学精神理念符号的集中体现。厦门大学校徽图案是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确定的，一直沿用至今。从图案设计看，校徽有两个圈，中间圈内是盾牌和城墙，上方嵌入三颗五角星。为什么是三颗星？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三”既是万物运行规律之始，也是教育之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认为：“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所以，三颗星既可解读为日月星三个星辰，也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但更应当说的是，教育是礼教之始，正如《学记》所倡导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盾牌和城墙又代表什么？《诗经•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即盾、城即城池，“干城”比喻捍卫，指为公侯抵御外侮的武将。1947级的校友叶国庆提出：“为国干城”就是来自校徽的指示，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为何是至善之道？显然，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不是诉诸武力，而是教化，化民成俗。诚如《礼记》中《学记》所言：“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由此可见，这些标志首先寓示着大学之道，必须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应当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之责，这就是大学的育才育人之道，如是而已。见校友叶国庆来信：

厦大1947级毕业50周年团聚筹备小组：

来信说您要编印《厦大1947年级同学毕业后五十周年纪册》，要我重新题词，谢谢您对我的关怀。您毕业后五十周年纪念册的题词，我要用“为国干城”四字赠予您。这乃根据校徽的指示。校徽（盾图）是干（即盾牌），（城图）是城墙，“干”与“城”是御侮卫国的武器。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诗经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见《诗经•周南篇》）

叶国庆

1996.10.30

校徽外圈上有繁体字“厦门大学”，校徽中运用了拉丁文“厦门大学”，即“UNIVERSITAS AMOIENSIS”。放眼世界大学的校徽，其称谓不外乎两种表述方式：或是本国语言，或是拉丁文。至于如何用本国语言表达大学的校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用拉丁文表达大学的名称，这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创建时的传统，既可以说是大学的时代烙印，也可以说是大学的“胎记”，甚至也可以说是大学的“常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英文语境下的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universitas。当时，拉丁文是西方许多大学的“主流语言”，故采用拉丁文做校名十分普遍。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些大学开始使用本国语言作校名，但部分大学校徽用拉丁文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个别的西方大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如今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依然在用拉丁文。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都会请一位学生朗读一段可能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尽管校长不懂、学生不懂、家长不懂，但诵读拉丁文的传统延续至今，一些大学的学位证书也依然用的是拉丁文。其实，大学的校名用何种语言已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毕业典礼或证书用拉丁语也不能证明大学的地位和声誉。但在我看来，大学酷似现代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古董”，她的某些做法需要“特殊保护”！

（二）校训中的典故

“训”，从“言”从“川”，意指用言辞劝教，亦有教育之义，代表一种典范、规范教育。就此而言，校训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凡大学创校之始，都异常重视校训之制定。如所熟知，厦门大学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自强不息”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自觉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永不懈怠。在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场内讲坛上方用鲜花结成“厦门大学开幕纪念”八个大字，下悬校训“自强不息”四个大字，首任校长邓萃英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要务有三：（1）研究学术；（2）培养人才；（3）教育与社会须联为一气。此三种要务之外，尚有一种要务，就是‘自强不息’四字。”据此定“自强不息”为校训。众所周知，《易经》乾坤二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基本卦，乾坤二卦的卦辞是《易经》总纲和指导思想。所以，如果就一所大学的底蕴与精神而论，也许是因为有了“自强不息”的校训，厦门大学才充盈了自身的灵魂，才真正凸显出现代大学的传统内蕴。

“止于至善”语出《四书•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指通过不懈努力，以臻尽善尽美。将“止于至善”写入厦门大学校训，是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先生提出的。他说：“‘止于至善’为本大学进行之目标，亦即本校之校训”。林文庆校长在任时，主持制定的《厦门大学校旨》开宗明义指出：“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阐发中国固有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1924年，《厦门大学组织大纲》进一步明确，学校办学的三大任务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明确要求厦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之精粹，并将其融合成为一种尽善尽美之文化。

回顾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的数见不鲜。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含有“自强不息”四个字。但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的校训不是其成立时提出的，而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后来演变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来清华演讲，题目叫《勉为真君子》。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援引《周易》乾坤二卦两义来解释君子的含义并解读君子：“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据此，清华大学遂将“自强不息”定为校训。

以此论之，无论是厦门大学之“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还是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其说是对大学自身的追求，勿宁说是对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期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初，除厦大、清华之外，也有大学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都对“自强不息”这一精神表示高度认同。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需要自强，青年需要自强，大学需要自强。自强不息是整个中华民族奋斗崛起的强烈呐喊，是那个时代的梦想和追求。

（三）校歌中的典故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传诵校歌是大学教化的一种承继形式，也是激发师生统一意志、抒发情怀的重要载体。厦门大学校歌是由著名化学家、翻译家以及教育家郑贞文填词，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作曲。与厦大校训一脉相承，厦大校歌除了秉承自强不息的精神元素之外，又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关于大学对于学习、求知、人生价值的种种思考。

歌词如下：

自强！自强！

学海何洋洋！

谁与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

人生何茫茫！

谁与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

吁嗟乎！南方之强

歌词中包含了以下五个典故，即：无央、知无央，自强、普渡与慈航、南方之强。其中“自强”与校训中的“自强不息”来源相同，在此暂不作诠释，这里只对其他几个历史典故予以溯源。

其一，“无央”与“知无央”。

“无央”是“无穷无尽”之意。《古今乐录》载霍去病《琴歌》：“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无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意思是：四方的夷族已经得到护佑，中原的民众也平安富足。国与家和平安定，我们的快乐越来越多没有止尽。把兵器收起来放好，把弓和箭存在兵器库里。麒麟与凤凰的舞蹈威严、活泼、喜庆。顺应于天，和平相处得到保全，永远存在，在生命的百年间，爱护亲人，象亲人一样相处，夷与夏都会代代相传。表达了作者期望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知无央”来自“致吾知于无央”，意指永不停止学习，源于“吾生也有涯”。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谓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很疲困；既然这样还要去矻矻追求知识，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了！在这里，作为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庄子从养身角度警示世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保全生命。但在厦大校歌中，显然不是劝大家不要学习，而是反其义而用之。所以，在厦大校歌上阙，作者以学海无涯的感叹，劝勉莘莘学子勤奋学习，只有找到知识的真谛，才能找到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钥匙，最终打开真理的宝库。这样即便知识如鹭江水，再深再长，也能使人的认识进入一个“无央”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歌词上阙阐述了求学与求知、做学问与研究的关系。

其二，普渡与慈航。“普渡”与“慈航”为佛教用语，喻指以慈悲之心广施法力，超度众生，引渡众人。这也正应了一句教育名言：教之道在于渡，学之道在于悟。“爱无疆”意为博爱，一般理解为基督教用语。需要强调的是，民国年间著名大学的校歌，一般突出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科学精神，但像厦大校歌把佛教普渡与基督教博爱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歌词几乎绝无仅有。但在这里，校歌的意图显然不是劝青年学生信佛入教，相反，是以宗教般的语言揭示着大学教育的本质：大爱教育。大学既要有大师，更要有大爱。其中，大师为本，大爱为魂。所以，校歌下阙，作者先以人生茫茫的感慨引入了对引路人的渴望与迫切需求，再以普渡、慈航既喻指学校、教师应以佛教慈悲之心去关怀、关爱学生，并使受到关爱的学生能够推已及人，用大爱引领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如果人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大爱”，则厦大之爱诚如鹭江之水，既深且长，最终达到“充吾爱于无疆”之最高境界。正如厦大邹振东教授在其《谁是中国最有互联网思维的大学》一文中所言：“致吾知于无央，充吾爱于无疆，厦大要在求知和博爱两个目标上止于至善。因此，现在可以将博爱解读成‘大爱无疆’，从而忽略其宗教因素。”

其三，南方之强。南方之强是厦大的又一美誉，在厦大校史中，有这样一段话：“陈嘉庚在创校之初，曾期望将厦门大学办成‘南方之强’”。在思明校区生物馆后面有一块大石头，上面铭刻着“南方之强”四个大字。许多人认为这是厦大人自己的说法，其实不然。其真正涵义源于西汉·戴圣《礼记•中庸》中“子路问强”的历史典故。

原文载：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选自《什么是真正的强•中庸》）其大意是：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礼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显然，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不是简单地关于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概念辨析。孔子答语的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是希望子路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以礼治国，成为一国治国的能手，这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所以，南宋教育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南方之强”注释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这与北方风气刚劲、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颇为不同。就此而言，南方之强把它说成是厦门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未尝不可，“南方之强，君子居之”。这种培养目标的精神内涵与梁先生对清华“君子”的悔勉应该是一回事，南北虽然殊途，但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无论是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还是校歌“知无央、爱无疆”，还是校徽的标识意义，均是对于大学内涵的不同视角诠释。但不管何种解释，求知、教化、育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校主在建校之初，就把一系列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典故镶嵌在校徽、校训、校歌之中，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注：由于全文内容较长，余下的厦大建筑中的典故、厦大石板路的典故、厦大钟声的典故、典故文化的缔造者——陈嘉庚等部分，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本文转自公众号邬大光（ID：xmuwdg），作者：邬大光

本文作者：麦可思研究（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