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妻子们在游园。他们给皇帝生的孩子活过三十岁的极少，幼殇者颇多。

乾隆帝即位第三年（1738年），天下太平。苗乱已定，朝廷与西北蒙古葛尔丹后裔策凌部的边界谈判仍在继续，没有动武的迹象。稍需劳心者，是一些赈水旱灾、增减粮食税、向新开垦地征银等旧事。官员还算听话，虽有举报前朝权臣张廷玉、李卫之事，均被皇帝轻松驳回，官僚体系内暂无政治风浪。

这种四平八稳的政事生活，是本年十月所不具有的。当月，乾隆正宫皇后生的儿子永琏得寒疾去世，享年9岁。一向顺风顺水的弘历，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大挫折。此后家庭迭遭变故，太子永琏胞弟永琮及生母皇后先后死亡，皇帝心理失常，他变得易怒、苛刻，政治风格由宽趋严。起点，正在于皇太子之死。

为9岁皇子办的一桩“国丧”

“皇太子”永琏之死，是自雍正帝去世以来，三年内乾隆帝办的第二件丧事。功利点说，父亲去世能带来皇位利好，且喜且悲，九岁的永琏给皇帝的只有痛苦。“朕心深为悲悼”。

乾隆帝与他的妻子们。依次是皇后（皇太子永琏生母）、纯妃、令妃

悲悼的不仅是骨肉之丧，还有理想的破灭。谕旨称，永琏之名，是雍正帝所赐，“示以承宗器之意”，让他继承弘历帝位。这种隔代指定的戏码并非第一次上演。此前，康熙帝喜爱弘历，据传有意让他上位，故而先指定胤禛即位。乾隆帝有意延续传统，即位后，就密旨立永琏为太子。

让皇帝引以为豪的是，永琏是弘历的发妻——皇后富察氏所生，如果成功即位，将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位具备嫡子身份的皇帝。乾隆帝的曾祖父顺治、祖父康熙、父亲雍正以及他自己，生母皆非皇后，都是庶出。前朝诸帝更不必说，继位以长为先，无论母亲是否显贵，若兄无后则弟及。儒家宗法继承中的理想状态——嫡子继大宗，几百年都没有再现，弘历又恰恰拥有极强的宗法观，永琏被寄予厚望，绝不仅是“聪明贵重、器宇不凡”的后天素养，他的去世，无疑让乾隆帝实践儒家正统宗法继承理念的理想落空。

端慧皇太子墓园平面图

事死如事生，安排后事时，皇帝首度公开了永琏的皇太子身份，决定葬礼依照皇太子礼仪进行。此前，未成年即夭折的皇子葬礼并无定制，丧礼规模均依父亲的疼爱程度而定，亲贵疏贱，差别甚大。顺治帝爱妃董贵妃所生皇子不到两岁就死去，名字都没有，顺治封以“和硕荣亲王”，还派人写下两百余字的墓志。墓地也十分华丽，有地宫，有享殿，四周围着高墙。而若只是普通贵妃所生皇子，既无疼爱又无显贵出身，康熙帝规定，只需备一个小式牛棺，在皇家墓地旁开个口子刨个坑埋了，亲属可以不穿丧服。雍正朝情形稍有改观，雍正六年，雍正帝8岁的儿子死去，棺材被刷上金色，皇帝哀悼，放假三天，出殡时增加抬棺人数，也有一套致哀仪式。

以皇太子礼仪安葬生前未享受过一天太子待遇的未成年皇子，还是头一回。仪式均是新鲜的。弘历决定，早朝停5天（京官不用早起了），皇帝自穿丧服7天，奉旨派出之王大臣、皇太子的侍从等人需穿丧服，在京官员等无论是在朝会现场，还是在办公场所，都应穿丧服，摘掉官帽上的红缨，7天内不许违背。靠近金色棺椁时，更应解开红缨帽纬，“官员、军民人等，在京四十日，外省二十日，俱停止嫁娶作乐。”

与其父辈、祖辈相比，乾隆试图把钟爱的皇子之丧，办成一桩国丧，全国人民都要为之默哀，不能娱乐。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哪怕是京官，失礼情形并不少见。

丧礼上，两个被宽恕的错误

皇太子永琏是十月十一日去世的，一个月后，各地官员的请安奏本如雪片般飞向御前。总督、提督、总兵、学政上《奏为皇太子薨逝恭请圣安事》，劝皇帝保重身体，节哀（措辞可参考雍正帝逝世后，各地上的安慰折）。清宫档案显示，自乾隆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二月初四日近40天内，至少有33封奏本。按常理，这是官场的虚应故事，走形式。不需理会，《清高宗实录》中，果然未见半点信息，哪怕一份劝止请安的上谕也未见得。有外省官员愿意穿孝服到棺前谒拜，最终来没来，弘历没有追究。

但张廷玉，这名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留给乾隆帝的辅佐之臣，却在十一月十六日这天，收到一纸公文，要求就工部员外郎德保在丧仪上的失礼行为拟出处理意见。公文内称，十月十六日，皇太子出殡之时，“沿途预备抛洒纸钱”，然而德保所备纸钱误了点。德保说，背纸钱的人“适值出恭”，上了趟厕所才耽误。调查人员不信德保的鬼话，认为是狡辩，“这是德保之罪，有何辩处”，真正原因是“并不敬谨预备”，责任心不够，“殊属不合”。

如果皇帝不动用皇权，有关官员俸禄、品级的处分，都要交给吏部。吏部尚书张廷玉建议罚他俸禄9个月，比照“承办官不行谨慎承办”例处理。乾隆帝接受了这项意见。

清朝官帽中的凉帽。俗称“被血染”的顶戴，红色部分即红缨。

另一件失礼主角是兵部左侍郎普泰，张廷玉接到的公文上写着失礼经过。情形颇为曲折，乾隆帝规定，官员临近皇太子棺椁，需解开红缨帽纬，为图方便，官员准备了两套帽子，一有红缨（称缨纬帽），一没有红缨（称摘缨帽），在不同场合交替着戴。普泰在换帽子的当口出了事儿。他第一次行礼完后换下摘缨帽，戴上缨纬帽，第二次去向皇帝请安时需再换回摘缨帽，忽然发现拿着摘缨帽的家人被赶走了，他急中生智，拿“酱色手帕”盖住了红缨。

内务府事务监察御史恩特和穆瞧见此景，立行参奏。他说“普泰既系宗室，又职为大臣，转未摘缨，用手帕遮盖，殊属不合理”。普泰同样有所辩驳，但被驳回，一个礼仪失误，被解释成“故违定制”，“身为大臣，侥幸国宪有宽，岂不畏惧同列耻笑”，张廷玉建议打60下屁股，降一级调用，取消升品级可以抵消降级的特权。乾隆帝只准了取消特权的提议。

仪式、个人意志与政治风波

宫廷礼仪之事，可大可小，皇帝重视则大，轻视则小。处罚德保与普泰失仪，弘历没有动用皇权，就预示会从轻处理。所以尽管二者从“违礼”到正式处理意见下发，经过了漫长的30多天，终究有惊无险。

后人常拿乾隆帝的“宽政”来解释二人的侥幸。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以十年后（乾隆十三年）皇后之死以及永琏胞弟永琮之死（皇后怀的二胎），众臣因失仪而被定下的罪行衡量，德保与普泰估计都能死好几回。也不知是否宿命，自皇太子永琏死后，乾隆连遭丧子、丧偶变故，丧礼期间，悲痛而又暴怒，他看到皇长子永璜没有及时表现悲痛，公开训饬他没有恪守孝道礼仪，他在皇后的册封文书中，看到满文的一个翻译错误，就集体问罪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堂官，刑部尚书甚至被判死缓。外省官员同样遵照“永琏之死”形成的规矩，上书安慰，还愿意亲自来京叩谒梓宫，弘历故意当真，一一指斥没来叩谒的人，53名督抚因此连降二级。而“祖制”规定，百日丧满后，官员不准剃头，但偏偏有人按旧习剃了头（雍正帝丧期内有人剃头但未得到追究，一些官员以为没事儿），弘历勒令一批官员自尽。

这被认为是乾隆朝政治由宽转严的标志，君主的个人情绪主导着这一转变，皇太子永琏之死给情绪酝酿提供空间。可以说，清廷体制内的官员小心伺候皇权，更多防备皇帝情绪可能带来的不定期打击，而皇帝欲发难大臣，礼仪或履职情形是最容易寻找的借口，官员们对此揣摩得炉火纯青。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廷玉等官员，对德保与普泰失仪之事不惜添油加醋（丝毫不理会二者的辩解），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德保与普泰能在后来皇后之死、永琏胞弟永琮之死引发的政治风波中平稳度过，焉知不是在此次事件中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