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

俗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原是《三国演义》里的开场白。算来中国从始皇帝开始的2000多年封建皇朝，基本是都是遵循了这个规律。不过也有例外。始皇帝本人也不过就是传了2代，到了子婴手上秦朝——升级版秦国就被推翻了，然后就是两汉。再过了大概400年，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再到三国，魏晋，天下大乱了差不多100年。好容易被晋武帝统一了差不多20年，他的弟弟，儿子们又开始来闹革命了。

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十分严厉。封国小，地方穷，户口少，所谓“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特别是诸王没有实权，“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且“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诸王行动没有自由，“游猎不得过三十里”。有一次曹植与曹彪从洛阳回封国，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气愤地写了首诗咒骂。然而也只是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由于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如此之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因而西晋初年一些大臣都把这看成是曹魏之所以轻易被取代的根本原因，认为这种制度使得诸王毫无力量藩卫中央，中央太孤立了。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王。可能是忘记了当年汉景帝时候，吴楚七国之乱都是汉家子弟的功劳了。不过也难怪，本来就是家天下，一个人和几十个人，也都是私爱一族，没什么本质区别。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个是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瓘与和峤。《晋书·卫瓘传》：“惠帝之为太子也。……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又《晋书·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

如果晋武帝是个从善如流，纳谏采听的君主，也许后来的事情不会这么一团糟。不过显然他是一个类似于朱元璋的人物，为自己的儿子坐天下做好了一切准备，哪怕他是个弱智。所以，他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就不但表示决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而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如征东大将军王浑、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都曾极谏。《晋书·王济传》：他还使妻常山公主及甄德妻长广公主入宫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攸”，以至武帝大怒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将王济贬了官。因为听说赶走齐王攸是杨珧出谋划策的，羊琇和北军中候成粲甚至“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这都说明这场斗争非同小可，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当然不愿意走，“愤怨发疾”。于是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呕血而薨”。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他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是不该他继位的。但他在统治集团中比较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过去晋文帝司马昭多次要立他为太子，因晋武帝是长子方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即便不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晋书·王浑传》：上书甚至说，如嫌齐王攸一人辅政权太重，为防万一，可“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榦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

除掉了心头大患后，就开始要为太子登基准备了。《晋书·惠贾皇后传》：由于卫瓘等主张废太子，晋武帝便召集东宫官属，举行宴会，“而密封疑事”，送东宫太子处等他回答。太子不会，贾妃竟命给使张泓起草答案，由太子抄一遍交卷。晋武帝看后很高兴，“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晋书·和峤传》：因为曾说过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有一天晋武帝便对他以及荀顗、荀勖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然而见了太子回来，“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而和峤仍倔强地说：“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可叹，自己糊弄自己的把戏，被堂而皇之的放到了国家的议事厅上，指鹿为马还要别人认同，皇帝的意志又一次驾凌到了国家安全之上。

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有补救的办法，替太子安排辅政大臣，晋武帝托付的却是杨骏和汝南王亮！杨骏是晋武帝的岳父，侄女皇后杨艳是惠帝亲母，杨艳死后，女儿杨芷又继为皇后。《晋书·杨骏传》：“素无美望”，但却被晋武帝“超居重位”，任为侍中、车骑将军，和两个弟弟珧、济一起，“势倾天下”。尚书褚 、郭奕上表警告说“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晋武帝不听。病危时杨骏又被任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辅政大臣。他在晋武帝死后“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这是个专权的外戚，那自己人司马亮呢？据《晋书》本传，在他的历史上战无不败。曾仕魏为东中郎将，“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入晋为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又在抵御羌族的战争中指挥无能，再次免官。大概因为是晋武帝的叔父，辈分高，所以后来又当了“宗师”，专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完全一个多余人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

就这样，晋武帝出于偏心，继位人选错了，辅政大臣也挑错了，周围又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宗室，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除了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懂。时值天下荒乱，百姓多饿死，他得知后竟说：“为什么不吃肉粥？”这样糊涂的皇帝，自然无法掌管朝政，由他的外祖父杨骏辅政，独揽了晋王朝中央大权。惠帝的皇后贾南凤，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和阴险毒辣的女人，她不满意中央大权落入杨氏手中。公元291年，贾后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杨珧、杨济兄弟3人，其亲族和党羽被株连而死者达几千人。贾后又废黜杨太后为庶人，迫使她绝食而死。晋朝内部大乱就从这次宫廷政变开始了。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晋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共执朝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乃封为卫将军兼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中侯，在中央掌握兵权，亮、玮之间因而经常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两人皆妨碍了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先要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杀死汝南王和卫瓘，然后又否认惠帝下过这道诏书，反而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这样贾后就完全掌握了晋王朝的大权。

贾后掌权后，大树自己的党羽，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令他们4人共管京城机要。由于这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又和贾模等人能“同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年至299年的七、八年间，贾后还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又爆发了。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即太子司马遹，是后宫谢玫后生，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贾后一伙的擅权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关注，贾氏的亲党贾谧等人，又害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

一样来对付自己，所以竭力劝贾后废太子。于是贾后诬谄太子有杀害惠帝和她的企图，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了。太子无罪被害，引起了诸王和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就在太子遹死后一个月，即公元300年四月，在京师洛阳任车骑将军的赵王司马伦，借为太子报仇，利用自己掌握的宿卫禁兵，入宫杀掉了贾后和张华、裴頠等党羽，并重用嬖人孙秀，杀害异己。次年正月，司马伦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立为皇帝，从此宫廷政变又转变为皇族争夺皇位的斗争。

赵王伦篡夺了帝位，马上激起了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的齐王司马冏首先起兵讨伦，并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的响应。三王联军与伦兵在洛阳附近战斗了两个多月。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同时，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内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司马冏入京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

司马冏自辅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久专朝廷大权，把本来可以立为皇太弟的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放置一边，改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之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招，不但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冏关系的破裂，而且也引起司马乂的不满。公元302年十二月，司马乂联合西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反对司马冏。司马乂出兵进攻洛阳，军抵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在洛阳的司马冏也举兵讨乂，双方军队在京城内展开激战。一时间，飞矢如雨，火光冲天，混战了3天3夜，冏败，为乂所杀。长沙王乂掌握了政权。

公元303年八月，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率领精兵7万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的20多万大军，借口司马乂“论功不平”对京城发动进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洛阳城危在旦夕。这时城内的统治集团开始分裂。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冏，向外兵求和，并把司马乂交给张方用火活活烤死了。司马颖进入洛阳，虽然当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遥执朝政，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由洛阳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遥执朝政期间，政治腐败，比以前司马冏，司马乂执政时还要坏，大失人心。因此，东海王司马越统率洛阳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结果在汤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战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县北）。河间王司马颙命部将张方率兵占领了洛阳，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都督司马腾联兵攻破邺城，战争进一步扩大。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皆落入张方之手，又被迫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公元305年七月，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次年攻入长安。司马颙和司马颖败走，相继被杀。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把惠帝毒死，另立惠帝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朝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至此，“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从这一次次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冏等，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晋书·文六五传》史臣曰：如果齐王攸不死，“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光辅嗣君，允厘邦政，……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王夫之甚至说：“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后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

帝国的统治机器越是精密，越是计算详尽，越是不能有一点闪失。而人治，就是其中最不可靠的因素，惠帝白帮他老爹顶了个罪名，他也是身不由己的一颗棋子。这场动乱，始作俑者，还就是他那个老爸。可叹，晋武帝本来不算个糊涂人，只为了要传给自己的后代，把自己整个宗族都搭进去了。为此，整个中国也陪他们家玩了场烽火连天的游戏。中国北方从此也就开始失去了经济中心的地位，沦入了整整将近300年的民族大融合大碰撞期。一个自私的家族，导致全中国失去当时的一半的人口，以后的永嘉之乱，又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