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则《国民党党产大公开：从大陆带来227万两黄金》的新闻刷爆各种媒体客户端和微信朋友圈。

　　尤其是从大陆带走227万两黄金和10亿美元外汇的爆料，更是用最真实的历史数据，生动诠释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深刻原因。那可是1949年的227万两黄金和10亿美元啊。

　　其实党产问题，不止国民党有，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也有。幸亏在1949年，毛主席做出了一个无比伟大英明的正确决策，极其富有远见的解决了党产问题，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国民党时下在党产问题上的尴尬与被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同志，在其个人回忆录中，曾披露了中国共产党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杨尚昆同志认为，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最早建立于1940年左右。当时由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克扣外来援助;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边区需要财政供养的脱产干部、战士过多;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毛主席曾经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为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朱德同志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

　　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

　　朱德同志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同志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同志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同志、朱德同志和李富春同志主管。

　　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同志，搞了个华润公司。

　　华东区也派曾山同志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同志经营。

　　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同志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同志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

　　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

　　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

　　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

　　比如邓洁同志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

　　赖祖烈同志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和几方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

　　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同志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

　　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

　　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同志、黄敬同志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

　　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由中国共产党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

　　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

　　杨尚昆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处理党产的问题上，和毛主席的胸怀气度与远见卓识相比，蒋公介石不知被甩出几条大街去，简直弱爆了。国民党在面对绿营推动的“政党法”以及“不当党产条例”立法上的压力，与此不无关系。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国企改革，毛主席当年处理党产问题的政治智慧和坦荡担当，都是我们今天必须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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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