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关于这两位伟大的名人现在有一些言论，他们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因为毛泽东要彻底斗垮张国焘，故意让西路军失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下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据悉，毛泽东当时在党内斗争中已稳占上风，连陈昌浩也自觉地要“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可见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影响力已大为降低，一时已无力再和毛泽东争竞。毛泽东并没有必 要用这招借刀杀人计。况且当时中共的老本并不多，西路军作为红军战略布局上的一枚重要棋子，有着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故意让西路军失败无异于自掘坟墓的行为。西

　　路军虽然一直遵从中央的指示行动，但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部的军权，张国焘在总司令部也一直和西路军有电报联系。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事先应该也会给他看过，得到他的首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没有就西路军的失败诿过于毛泽东。所以说毛泽东故意让西路军失败云云显然属于无稽之谈。

　　张国焘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西路军的失败则在三七年三月上旬。徐向前、陈昌浩是在三月十六日脱离西路军残余部队东返的。陈昌浩在决定徐、陈两人返回陕北的西路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表现激动，声称要回去和中央斗争。他要斗争的无非就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陈、徐 脱离部队东返后，途中两人又分开行动。但陈昌浩并没有马上回到陕北，而是化装跑回湖北老家，想潜回鄂豫皖苏区重新拉起队伍。

　　显然他觉得无颜以败军之将身份面对中央。陈在抗战后才回到延安，自此再不被信用，后申请去苏联，四九年后回国担任过一些闲职。西路军如不失败，日后陈昌浩在军中的地位当不会在徐向前之下，四方面军系统在五五年授军衔时大概会多得一个元帅。这样一来红军草地分裂的大功臣叶剑英元帅恐怕就不得不屈居大将之列了。

　　在西路军失败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对张国焘还执礼甚恭，有什么要事都和他协商。大家一团和气，都闭口不谈草地上发生过的不愉快。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国焘也参加了商讨对策的政治局会议，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有些过左。这或许是因为他正处于待罪地位，不自觉地要表现出自已坚决革命的一面。但在那段时间内，他最关注的当然还是西路军的成败--这对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待到西路军完全失败，西安事变又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有望再次达成合作协议，这时候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才能无所顾忌地发动对张国焘的批判。西路军三月中旬失败，三月下旬政治局就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

　　假如西路军没有失败，对张国焘的批判力度无疑将会缓和很多。对张国焘的批判主要是由米夫派的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张闻天和凯丰出面，可见这次斗争带有莫斯科的风味。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称之为“毛泽东式的野蛮斗争”，但倒不如说，斗争的风格是斯大林式。

　　可能毛泽东当时对这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斗争技巧还没有掌握得很纯熟--当然以后他就应用得很熟练 了，并战无不胜。他在这次批张斗争中并没有怎么出面，当然他可能主要是在幕后起作用。米夫派的布尔什维克们无疑是中共党内首先掌握这种党内斗争技巧的第一批高手。张国焘刚刚到鄂豫皖苏区时，也是靠米夫派的沈泽民斗争了原鄂豫皖苏区主要领导曾中生、许继盛等人，在苏区初步建立起了他的领导威信。

　　在这次批张斗争中，有些批判的调子毛泽东本人应该会感到很亲切，因为和几年前在江西苏区时博古等人对他的批判差不多。博古在这次斗争中倒没有提枪冲锋，因为他和周恩来一起到南京等地和国民党办外交去了。其他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则多采取旁观的态度。毛泽东当时未必会欣赏这种斯大林式的斗争。在斗争期间，他曾轻松地向张国焘表示，被批评为土匪、军阀主义，实在无关紧要，他自已参加中共以来，就曾三次被开除出中央，并受过八次严重警告。

　　毛泽东被开除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初，当时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决议的特派员把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毛泽东丢了党籍，不能再干前委书记了，只好去做红军第一师的师长--这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担任军事干部的职务。

　　他就这样过了个把月的党外人士生活，直到中央正确的决议送到，这才卸下军职，重新出任前委书记。但毛泽东毕竟从没犯过反党这样的大错误。而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分裂中央的罪名无论如何是跑不掉的了。对张国焘的批判虽然上纲上线得利害，处罚决定却很轻描谈写，张国焘还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他没被开除出政治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反对。

　　共产国际鉴于张国焘为中共知名领袖(张国焘和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四人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且红四方面军在红军的军事力量中有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不赞成对他作出严厉的组织处理决定。几年前，博古等人打算将当时挨批的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共产国际也曾以类似的理由加以反对。

　　对比一下张国焘和毛泽东，是很有意思的。他们都是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重要 领导人之一。在中共成立初期，张的声望显然高毛一头。他在北大就学时就已 是知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建党初期在党内的地位也高于毛。张国焘是 中共一大的大会主席，而毛泽东只是会议记录员。张国焘评论当时的毛泽东“ 还不脱湖南的土气，并不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张国焘在一大被选为三个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在中共二、四、五、六届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中央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五大前中央局委员等于政治局委员)。因为反对中共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第一次失去中央局委员的位置，那时接替他的组织委员职务的，正是毛泽东。

　　张国焘和毛泽东作为党内的老干部，都曾不被共产国际信任，被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排斥、批判。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也确有共同的见解。比如在中共三大上，两人都反对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当时另一个持反对意见的重要党员是毛泽东的老友、杨门三杰之一的蔡和森。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 坚持，决定最后以一票险胜获得通过。按党内惯例，持反对意见的人需向大会表明最终态度。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描述道：“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断之而起的蔡和森则仅沉重的说了一句：‘服从多数的决定”。我则向大会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

　　由于 反对者所表示的态度程度不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中于我的一身。”张国焘最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中央委员会，而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恰好顶替了张国焘的组织部长的职务。同为持反对意见者，因为坚持意见的态度不同，就受到这样不同的对待，不知道张国焘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对毛泽东又会有什么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两人是一大以来的老熟人，在国共合作期间在广州、武汉等地也经常接触，但两人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这或许和两人的性格气质也有关系。张国焘当时不脱学生味，还很有北大气，对自已不认同的问题不肯苟且。毛泽东比他大了几岁，老练一些，更识进退。毛泽东在以后的政治斗争生涯中还多次表现过类以的转弯技巧。张国焘后来始终对加入国民党的工作不积极，虽然为了表示党内一致，勉强出席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态度很消极，没等大会闭幕就离去了。而毛泽东在此次大会中却有突出的表现，张国焘是如此描述的：“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党员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生人?意见如此之多?’的疑问。”张对此的讥讽一目了然。

　　毛泽东原来国民党圈内并不知名，经过此次大会，他开始引起 孙中山的注意。他和张国焘在这一次大会上都被选为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干国民党的工作干得很起劲，一度被某些中共党内同志讥为“汪精卫的秘书”。有一段时间他当国民党的官比当共产党的官还大，曾代理过汪精卫的国民党宣传部长之职。对于毛张两人之间的关系，张国焘回忆录中还记载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有一次和张国焘聊天，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的议论。

　　接着说，国民党内有张学良、杨虎城破坏纳纪，共产党内也有一个张扬破坏纲纪，那就是张国焘和扬子烈(张的夫人)同志。这是毛泽东式的幽默，在谈天中说出来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张国焘却以为毛泽东是在讥讽他，当即反唇相讥道，井岗山的英雄也来谈国家纲纪，佩服佩服。两人之格格不入由此可见一斑。由此也可见张国焘敏感、倨傲自尊的个性，以他这样的性格，他最后走到脱党这一步也并不奇怪。

　　张国焘反中央是有历史的，正如在延安斗争张国焘的会议上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张国焘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的老祖宗。在“三大”上反对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就是头一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张国焘因为不满翟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曾经和陈独秀商议另组一个“工农党”，独 立于共产国际。这事后来因为张国焘受共产国际邀请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有了当面向共产国际陈述意见的机会而作罢。要不然张国焘的反党错误大概还会犯得早一些，怕是早就和陈独秀一样，被开除党籍了。

　　那也是毛泽东在六大前唯一一次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在六大上也没有入选政治局，直到六届五中全会才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毛泽东一个搞工运，一个搞农运，都是党内老干部，实践经验丰富，不是那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啃几年马列经典就回来执掌党内大权的教条主义者可比。张国焘是中共工运的开创者，是中共第一个工运领导组织“中国劳工组合部”的首任负责人，毛泽东则是中共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之一(另一个是澎湃)。毛在中共党内首先拖枪上山打游击，一手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张在四方面军的领导也很有威信。他们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的见解也有相同的地方。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除了在性格、气质、才能、策略方面上的原因，大概还有运气的因素。比如说长征途中红军的分裂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当时张国焘批评苏维埃运动已不适应中国当前的社会形势。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已经修改了苏维埃路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假如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有无线电联系，这个新政策能及时通知中共，红军的分裂就可以避免了。如果当时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一起北上，论资格，论实力，毛泽东不会很容易取得中共的最高领袖地位。

　　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建党初始即从事实际工作的，他们都经常摒弃共产国际的教条，在实际工作自行其是。这在王明那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啃过几年黑面包，自认为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看来，终究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王明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受的批判，并不比张国焘 在延安所受的好多少。毛泽东后来这样描述他在江西苏区被批判孤立的情形：“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可以想见他当

　　时的艰难处境。当时毛泽东被指责犯了“陕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错误。中央红军长征前，博古等人还曾考虑将毛泽东放入留守名单，如果这样长征的前景可就很难说了。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能团结同志的楷模，他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经常引起他和同僚的冲突。在井岗山时，朱德、陈毅都曾和他闹翻过。在红四军第七次党员大会上，毛泽东的工作作风受到与会代表的批评，一度被罢免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博古等人在江西苏区批他时，也没有多少重要领导人站在他那边。当时所谓的毛派，邓毛谢古等人，都不是党内军内的重要人物。可见当时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的人缘并不是太好。但毛泽东吃一堑，长一智。

　　在长征途中就注意首先争取了王稼祥、张闻天，取得他们的支持后，在遵义会议上就发起了反击。和张国焘一样，毛泽东对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感。但他在遵义会议后还捧出张闻天做中央名义上的负责人，在长征中闭口不提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团结了留苏派，取得了党内最大多数的支持。

　　直等到他大权在握，根基牢固后才在延安搞整风，批判王明路线，打击教条主义者。张国焘坚持要在长征途中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 结果将自已和政治局其他成员对立起来，连他自已也觉得是“博古等留苏派和毛泽东等老游击家联手对付我的局面”。

　　所以说起策略来，张实不及毛。其实那时候清理王明路线是不明智的，因为王明的背后是共产国际，这棵大树可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毛泽东是在共产国际已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后才对教条主义者动手。从思想、实践经验上来说，张国焘和毛泽东的共同点显然要多于毛泽东和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共同点。但两人的气质、个性、私人关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联手，他们都是不能居于人下的人，这两人必定会分出高下。

　　张国焘对毛泽东可以说是衔恨极深，他在回忆录中一再指责毛耍阴谋诡计，玩弄两面派手法。但在脱离中共后，有一次一个国民党人士问他：“共产党内最有知识的是那一个?”张国焘想了一下，说：“那可能还得算是毛泽东。”这时他心中大概不无瑜亮之叹吧。

本文作者：历史网